拜登主义的形成与美国重夺外交高地 —— 浅析拜登执政百日来的外交趋向与对华政策
（编辑说明：拜登入主白宫百日，已带来诸多内政与外交的变化，必将对美国下一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造成深远影响，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也因此会发生重大变化。值得做些系统的分析观察。这里所发表的是有关外交方面拜登路线的一篇分析归纳，供读者参考。）
4月22日，应拜登的邀请，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过网络参加了有关气候问题的全球峰会。包括与美国关系紧张的俄国总统，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中国领导人在最后也终于答应出席。在疫情依然流行的时期这次峰会能如期召开，不仅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气候问题的共识得以再次确认，也象征着美国重返世界领导核心的努力获得阶段性的成功，在拜登入主白宫整整三个月后，美国展现了重夺国际外交高地的态势。
川普的孤立主义与一个时代的终结
四年以来，以“美国优先”为基调的川普外交，迎合了长期以来因全球化利益受损，对美国因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而付出重要成本的不满的美国民众，采取一种孤立主义外交路线，放弃在一些国际平台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博弈，与一些传统盟友疏离，对一些价值目标的坚持与宣示相对淡化。这自然赢得美国右翼选民中一些人的喝彩，但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却严重伤及二战后美国花费巨额资源所营造的国际形象与盟友对其的期望与信任，整体看，美国的外交政策显现出诸多矛盾混乱的状态。
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攸关人类未来的重要协调机制，川普的理由是不予承认全球气候变化这种由全世界气候专家经多年研究确认甚至是日常生活都触手可感的现象——直到去年9月加利福尼亚大火后去当地视察时，他在与人辩驳时仍不承认气候变化的影响（1）。 但我们却可以在蓬皮奥国务卿的某些讲话中读到他将美国二氧化碳的减排‘科技减排作为美国对世界的贡献的话语（2），显然，这两者是矛盾的，它传递的信息不能自洽，而这种矛盾对一个美国这样的世界领袖国家来讲是不合适的，会损害美国的领导力。
外交是需要某些专业知识的，在这方面，川普外交中的某些民粹倾向、个人的随意行事风格伤及了美国外交职业团队的热情，弱化了其努力的成果。我们从川普的各种助手如安全顾问等的一些回忆文字、包括一些相关报导中可以看出，职业性的外交团队因此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就与朝鲜领导人会面及朝核问题来讲，朝鲜三代领导人借发展核武战略梦寐以求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与美国领导人的直接会面，获取某种承认，得到安全保障。川普在联合国大骂金正恩“自寻死路的火箭男”，后者回骂川普“死老头，胆怯鬼“ （3）后数月，川普却接受了与其在新加坡会面的安排，后又不断大赞金正恩，称其将领导朝鲜迈向经济强国，他与金“相爱”并宣称“金正恩会证明所有人都错了”。这显然过于轻率轻浮，而事实也证明错的是他。我们尽可以明了外交上因各种厉害的权衡而导致立场变化实属常见，也可以理解甚至是赞同美国通过外交努力包括双方领导人见面最终达成某些重要的成果的尝试；但坦白讲，川、金会后，朝鲜事实上赢得了某种美国事实上的承认这种巨大的利好，而美国从中到底又获取了什么，实在是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笔者认为，尽管有其具体背景，特别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社会对参与外界事务的厌倦，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诸多后续问题、美国的外交利益限制等因素，但今天看来，奥巴马任内在某些外交问题上还是犯有一些战略性失误（如在叙利亚问题的处理上）——在其现发表的回忆录中有关处理叙利亚问题的描述含糊、避重就轻（4）。事实上，笔者当初就认为，叙利亚事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之一；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关键时刻的退缩，给俄国以其特有的方式重返世界舞台，扩张其影响提供了条件。小布什仓促打击伊拉克造成诸多后遗症是错误的；但以此为教训，反过来关键时刻对叙利亚缩手其实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选择。此外，就以“伊朗协定”来讲，签署的协议也有些仓促和不完善，比如说对相关导弹问题以及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某些角色本应做进一步的相关约束规定。不过，川普本应采用的最好的补救方式是以取消协定、制裁和军事行动的双向威胁，胡萝卜加大棒，加诸新的条件而不是轻易取消协议本身。轻易取消协定会严重伤及美国的国际信度，同时又去会见挟核自重的金正恩，结果自然会刺激伊朗及其他国家不惜代价追逐核武的企图。世界范围内应对这个问题包括将来必然会面对的各种棘手的因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类似挑战，从长远看，依然还是需要软硬手段并用，大国的协调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以及国际相关机构的配合才可。
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服务于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是有其逻辑的。但需要指出的，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美国不优先”，一直都是“美国优先”的；这也是各国外交的准则。只是作为全球头号大国，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自二十世纪经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美国自然地赢得一种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地位，事实上也无法不扮演某种角色，提供某种世界安全的公共品。这不仅是符合世界的利益，当然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迄今为止美元的关键性地位就是一个例证。且不讲其他，仅就经济讲，美国经济自战后七十多年来就是一种“全球性经济”，在高科技将世界连带日益强化的今天，世界经济的交织更加深刻互嵌，美国绝对无法自外世界。
二十年前在“911”事件后笔者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讲到，“那隔断旧大陆与新大陆的海洋已不再是美国安全最可靠的保障，它们只是需要更多一点时间跨越的密西西比河流“（5）。此次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也再次证明这一点。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历史渊源与社会心理支持，也理解今日许多美国人的Nostalgie (怀旧)。从现实看，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需要做出些外交政策上调整的必要，比如要求盟友做出更多安全费用的承担、适当撤回某些驻外部队，更好地控制非法移民，这些完全正常也符合理性的原则，川普做些调整自然也是有其符合美国利益的道理。但美国再不可能在那种”孤立主义“造就的梦幻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是一种必须面对的选择。世界领袖与孤立主义两者是无法兼容的。川普外交上的混乱最根本的问题肇因于此，川普的支持者在国际问题上的认识上悖论也是因此。美国的未来，需要其在一种新的国际格局下在孤立主义意愿与理想的国际主义之间再次找到符合时代的新平衡，动态的平衡。
因此，美国需要对未来做全新的探讨，事实上美国的战略界这些年的相关讨论也是不断。川普的内外政策有很强的Nostalgie色彩，对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的怀旧，那也正是其成长的时代。而这种怀旧因各种人口与社会结构、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等原因也是美国当下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理。也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美国的某些思潮以及川普的当选。 但显然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这种怀旧最终是于事无补且无法达成美国人要达成的目的也无法捍卫美国的利益。川普在外交上一如在内政上在打破旧的既有格局上是有其作用的，因为诸多问题已经累积到需要一个突破，即便是这种突破像历史上许多大转型时期的突破那样都可能是带有某种破坏性，但它将问题凸显暴露出来，为未来美国直面内外问题做了铺垫。
不过，就形塑未来的新的世界秩序来看，川普显然是缺乏整体的战略考量，显得杂乱、无章。川普是介于两个时代中的一个过渡人物。这是笔者的一贯看法。美国需要面对未来的整体性的对内对外战略思考，实施具有协调性的策略才能迎接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挑战。美国至少仍有数十年无可撼动的国际地位，但前提是美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为其自身也为世界。笔者几年来不断重申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经历一个时代的尾声，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川普执政四年以及新冠的大流行，加速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川普外交的遗产与拜登的对华政策
如果说整体上看川普的外交并不成功的话，其对华政策的方向可能就是被承续的最重要的外交遗产。此外，中东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调整也是其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这两个方面之所以获取成果且会得以延续，其实恰恰是因其镶嵌在某些历史与政治的发展逻辑之中，有着某些逐渐成熟的先期条件，是有其必然性的。
以阿拉伯世界某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来看，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中东地区这方面发生些变化也已酝酿多年，川普外交团队的推动才得以水到渠成。而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与美国多年来对华政策的转变一脉相承的。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的战略中心已经开始针对中国转移到亚太，事实上，如果不是“911”及反恐，这种转移或许还要早。而2014与2015年左右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的相关讨论已经预示着美国左右势力对北京政策新的共识在形成。是北京领导人与一些所谓智囊所谓“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盲目的自信，傲慢地以为强大的经济连带与利益可以对冲掉安全、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根本分歧，才导致北京发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当然，川普商人总统的特点以及在对华关系上对经贸问题的偏重，相信也是北京发生这种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进程是一个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人预先设计出来的。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相当大程度上也是后者行为的结果，这一点笔者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及，但许多朋友似乎不这样认定，以一种非历史性的、意识形态的视角将某些变化简单地归结为某人或某一党派，这显然是很值得讨论的。当北京在香港、新疆‘、南海、台湾问题上采取一些列强势动作之后，在内部法治国家建设发生全面倒退及修宪后，在国际上进行带有军事性、意识形态及经济的战略扩张之后，因此刺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华政策的反弹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完全是可以预见的事。川普团队中一些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观点得以被广泛接受就势所必然。
尽管川普本人或出于某种考虑一直高调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的”好朋友“，但去年春天疫情后的一些变化也让其彻底变换表述的语言与立场，将其先前多半限制在与中国的经贸矛盾的论述全面升级到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竞争话语。他商人的经历，让他直感到打击北京的经贸与科技的重要，这是有他的敏锐的；至于贸易战这种方式是否像他设想那样成功，那是另外一个讨论话题。某种程度讲，是其外交与安全团队，包括以博明、余茂春这些对北京政权的性质与运作有植根于个人经验的深刻体认的成员的推动，川普对华政策在相当一部分才具有精准打击的特征，让北京陷于很大的被动。
但这些团队成员的对华政策的效果整体上看因受川普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而打了相当的折扣，使得北京在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的同时，却可以通过在其他区域与领域的外交拓展对冲这种压力。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世界贸易等问题上，北京占据了相当的主动，赢得一些掌声，使得其在美国的传统盟友那里打楔子的工作也更加具有机动性与可利用的形象资源。如果不是近些年那种骄狂的战狼式外交风格引发各种反弹，北京如巧妙地加以掩饰，这些年或许还能有更多的外交斩获。随美国过去一段疫情处理上的不力，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因此带来的外贸出口破纪录的增长，美国内部的一些纷乱以及正经历某种类似越战后的困惑与信心低迷，让北京在与华盛顿的博弈中又重获某种信心。与相当多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川普的反感相反，一些威权主义倾向的国家领导人希望看到川普连任，除了欣赏其强人施政风格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或许他们认定一个由川普领导的美国及世界局势会给他们提供更多可供转寰施展的空间。
重夺外交高地与拜登对华政策
以对华政策来看，也许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做了过多依据自身意识形态好恶的想象性的解读。其实，在民主、共和两党，左右两翼中都有亲中派与反中派，只是各自的背景与出发点不同，很难用某一党派、左右某一翼整体来判断。左派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出于某种左派对非西方制度的幼稚想象，一种对发展中国家本能的同情而盲目亲中，对某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忽略；右派中一些亲中的人或出于一种实际利益的考量，尤其加上些傲慢的、高人一等对中国人的鄙视，认为这样的民族只配威权统治，自由是无必要的奢侈品，由此与北京的政治人物及许多内外政策气味相投，成为北京的座上宾、说客。而右派中那些反中的人则是长期坚持美国的传统价值，也对美国的国家地位、安全状况高度敏感，因此对北京政权的内外政策都保持严厉的批评及警觉；左派中那些批评北京的人士则基本上是从一种理想价值的普世原则角度出发，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两党、左右在对华政策的重心偏好只是相对而言的。以党派、左右来整体地判断其对华政策是有很大偏差的。因地缘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尤其是上述提及的北京自身的种种作为，在强大的民意支持与压迫下，近些年，民主、共和两党、左右两翼反中派汇集，而同时双方各自的亲中派都逐渐失去动力，失声。新的对华共识形成。
拜登在入主白宫前他的外交取向尤其是对华政策，观察家有过各种猜测 ，笔者去年11月中旬美国大选后于一个讲座中也曾做过如下预估：
“川普的对华政策造成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架构的激烈冲击，起到将旧的框架彻底打破的功效，但尚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新的全球性长期的对华战略。因此，对这样一种大国博弈，显然是不够的，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川普的第二任期了，即便是有，不做更周详的调整显然最终也是难以达成其目的的。美国很难在没有盟友协助下赢得全球性博弈的胜利。拜登任期内中美关系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改善，某些方面或许会让北京感到更大的压力，这是大势使然。除上述提及造成中美关系恶化的结构性因素外，美国社会对中国急剧恶化的观感最终会传递到政治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两党在对华政策上是少有的具有高度共识的领域。下台后的川普包括共和党更会对华持鹰派立场，由此在许多对华议题上两党会相互比狠。拜登会更以国际结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全方面施压。
在环境、气候、原子武器扩散，防疫等有限的领域会恢复合作交流。在经贸问题上：基本上会是自由贸易加战略管制，符合经济本身的规律的运作加上政治引导，高科技全面监控，不留死角。在学术文化交流上会在非敏感领域有所恢复，但不会回到重前。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敌意会继续，美国的右翼选民包括左翼选民对中国的不信任会持续下去，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游客、投资者都会继续抱怀疑甚至是敌视。 政治上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民主阵营的重新集结，以民主人权为旗帜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会大大强化。川普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单边路线色彩浓厚，尽管吸纳了安倍所倡议的印太战略，但即便是亚太这几个国家，对川普政权依然信心不足，生怕川普生变。拜登上台后，与亚太国家的联盟不仅不会弱化，只会强化。在世界范围内，按拜登的计划召开民主峰会后，两大阵营的态势会显明化：俄国被迫要做调整，进一步靠拢中国，在欧洲适当降低侵略性，缓和欧洲对俄国的敌意，印太战略同盟会更加强化甚至升级，因为现在还是军事，情报、政治领域为主，如果美国重新强化经贸联系，以某种形式再回TPP，将会形成对中国全方位从政治、军事、经贸的围堵，事实上，在包括美国重要亚太盟友日、韩、澳等都签署了RCEP之后，美国注定要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介入方略应对中国了。至于重要的美台关系，其强化的趋势会继续，但暂不会做出更极端的刺激北京的举措。“ (6)
现在大体看，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如此发展的，只是比预想的还要快，力度更强，范围更广。一方面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公约，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的严峻挑战作为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组织了此次全球四十国峰会，迫使中、俄等本不愿为拜登捧场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出席，以免在国际舞台上被动，让其客观效果上为美国的领导地位做了背书，拿回此议题上的话语权。其次，重新高举起川普执政期间相对淡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以此整合价值相同的世界盟友，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争取了道义资源。一个议题攸关人类整体的生存、未来，年轻人的幸福；另一个议题关乎每个人的尊严与权益，此两议题上双管齐下着力，让美国一举重夺国际外交道德高地。
在与盟友的关系上，照顾到盟友的安全与经济各方利益，迅速重建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我们只要看看日本最近的表现就明了：美国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肯定都是做出了让日本安心的安全保障。而有拜登亚洲政策“亚洲沙皇“之称的坎贝尔有关中方需要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之一的说法，相信也会极大地增强澳洲在对华博弈上的底气，也给其他的盟友国家传递了相关信息。印太四国领导人峰会的举行，将此协调机制升级，迅速地在向一种同盟式的合作架构发展。
至于欧洲，布林肯的欧洲行、与欧洲盟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会面也极富成果，在许多议题上以一种尊重理解欧洲立场的态度初步修复跨大西洋的双边关系。川普时期，其对待俄国的态度一直有些说不清的暧昧，是俄国自身在诸多地缘政治议题与美国的对抗以及对美国内部事务的干涉，造成美国政界与民众的反感，才让美国传统上对俄国就抱有敌意的那些力量对川普保持压力，维系了川普时期对俄国的某种强硬措施。但川普的这种暧昧显然也让直接面对俄国威胁的欧洲不放心。拜登对俄的强硬立场，相信欧洲自会乐见，也是有助于修复伙伴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最近，拜登与普金通话后，俄国军队从战事一触即发的乌克兰边境撤回，这显然也更会让欧洲感到美国的力量与其紧密合作的必要。
北京做出些重大让步而达成的”欧中双边投资保障协议“（事实上对欧洲来讲不外是为欧洲在华企业争取到类似美国企业的相等权益），被视为是一种北京的战略突破。但鉴于其审批机制和欧洲对华恶感的普遍急升，在笔者看本就有无法最终通过的可能(7)，现在，由于北京对欧洲一个就新疆问题相对温和的制裁而做的高调恼怒反击，该协议有很大可能彻底流产。这也客观上替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恢复互动扫清一个小障碍。欧洲一些人所希望的那种与中国打交道政、经分离的模式的幻想，面对中国这种政经绝不可能分离的运作模式，最终难免不破灭。川普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在今后寻求某种外交独立性的企图，但欧洲人无论是在价值的共享以及传统上，显然都有与美国极大的利益共同点，也清楚其在面对今后世界格局能力上的局限。在通过视频与欧洲领导人已做过良好的沟通后，六月份拜登将有欧洲行，相信会进一步升温、全面修复美欧关系。拜登在白宫第一个迎接的客人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国外后疫情的访问是欧洲，这一切传递的信息都再明显不过。
在推动拜式“王道“的同时，拜登政府也强化了其”霸道“的面向，强化军事能力的存在：在南中国海连续调动数个航母战群巡航，演习，在国防部成立”应对中国小组“，维系军费上高额支出，强化各种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与准备；从阿富汗撤军，集中整合资源对付中国 ; 安全、情报部门高调宣示中国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此外，参院不久将会通过注定会影响深远的与中国”战略竞争法案“。尽管美俄互恶，驱除外交官，但拜登却与普金通话，达成进行首脑会面的约定，其目标显然也在尽可能地间隔中俄。竞选期间，拜登一方曾有“俄国是美国主要敌人”之说，但美国清楚，俄国只能是以一种笔者称之为“负面搅扰”的方式，也就是说无法正面攻取占据全球和一些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但以对美国主导的现存秩序的搅扰来获取外交存在，外交战略资源，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在欧洲、中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作为，对中国的支持，也都出于这同一逻辑。拜登当然明白，一个人口衰减、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输出，GDP不足中国一个富裕省份的的国家，显然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美国真正的对手只能是中国。最近，过渡期已过，从拜登到各主要官员的讲话已不再掩饰这一点。以协助抗疫为标志，各种信息显示，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与中国的博弈，美国外交活动也开始全面升级。
渐已成型的拜登主义与“新冷战”或“温战”
我们且暂搁置对拜登国内政策的评价，仅就外交领域看，一种我们可以称为拜登主义的路线在其执政仅仅三个月后已渐成型。上面提及的不再重复，这里只就其大体现已呈现的以及可能具有的轮廓略作归纳，也算是个大胆预言吧。
拜登的外交政策将围绕一个根本目的：维护并再造美国新时代的世界领袖地位，奠基二十一世纪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因此，经济上将修正上一波全球化的偏颇，其给美国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及下层带来的负面结果；固本强基，完成美国基础设施与教育的更新再造，强化美国的高科经创新，保持此方面的主导权。外交要服务于此一目的（8）。如与以往的一些立场有别，今年试图达成一种发达国家国际性的企业基本税收协定显然是其中重要一环，这也可视为是旨在配合拜登要在美国国内推出的基建重建计划的举措。政治上重新确定一种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多元主义国际架构，承认多元主义的必要，并不排斥多元主义，照顾到相关方尤其是盟友的利益，但将由美国主导这种世界架构。这其中，气候问题与人权问题将是其外交的旗帜。重返并从分利用国际机构，在其中与中国等国家博弈，掌握主导权。美国将提升更新必要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海权，太空、战略武器以及高科技信息技术对垒方面的能力，再建其绝对优势。
美国将日益明晰地确定中国或准确说中共政权（这种川普时代由蓬皮奥团队等刻意做出的区隔会被承接下去）将是美国的主要威胁，主要对手；美国将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对抗，同时不排斥在某些议题如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这种战略对手的确立，对内有利于整合，弥补因各种纷扰造成的政治与社会分歧；对外，将有助于阵营的划分，国际力量的动员。年底前如拜登按其进竞选纲领中设计的那样成功召开世界民主峰会，影响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格局将就此形成。那个在笔者看来多少是作为一种对“重返亚太战略”回应的西进战略，综合了陆权与海权思路的 “一带一路“扩张策略，将面临拜登主导的一种从东向西（西太平洋）、从西向东（大西洋、欧洲），从南向北（印度、澳洲、东南亚等）的全球性的围堵。二十世纪影响巨大 “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边缘地带理论” (rimland) 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虽早显现出其局限性，具有争议，但在新的时代我们也会看到其某种新形式的理论复活及相关实践，事实上，它们的影响也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台湾、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印度……诸多不利北京的因素会迅速累积。北京将强化其军事支出以应对，进入某种代价高昂的新的军备竞赛，其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后果也将在今后慢慢浮现。
大概率是北京将逐步进入一种日渐被动、全面受到战略挤压的局面。而越被动，更多地是服务于内部整合、权力博弈以及官僚利益自保需要的“战狼”式外交也有可能越演越烈，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相匹配。这反过来会给外部对华的强硬政策提供某种合理性论证。拜登这经过冷战的外交老手，正在参考冷战的经验，面对新的历史情境对华做整体、长期的部署 ; 包括在经济上如何采取各种手段维持美国的利益，重组有利于美国世界的产业链、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格局。现在看，这个让人觉得有些木讷，口吃的高龄政治家，政治操作娴熟老道，其对外对内施政力道之强远超其先前的老板奥巴马，在美国的历史地位也将高于后者。
借用北京近几年习惯使用的宣传话语“新时代”来说，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世界也进入了“新时代”。一个在相当多的层面会与我们过去经历的几十年不同的时代，人们日渐以“新冷战”来冠名的时代。1948年，法国已故政治思想大师雷蒙. 阿隆（Raymon. Aron）在其出版的“大分裂” , (Le grand schisme) 一书中用“和平不可能，战争也难以发生” （« 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 »）来做第一章的标题，这个表述后成为描绘冷战状态的一个经典说法（9）。
但在笔者看来，我们今日所处的处境或许更加复杂。与冷战相比，因各种利益的交织，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相互之间互动接触频密，某些重大议题如气候问题的利益相关性，冲突要承受的代价具有难以预测、控制的特点等等，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时代；不过，反过来，这也可能是一个比冷战更危险的时代，因为与冷战时代惯常见的代理人冲突不同，最主要的竞争者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发生利益与地缘直接冲突的难题，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无法轻易化解，且没有那种柏林墙式的物理乃至于一些双边的战略协定做安全间隔与约束。因此，笔者曾在一篇法文文章中简单尝试着将其称为一种可能的“温战”时代（10），一种紧张不断，因各种因素可促使冲突向上升级为直接的热战，也可能因各种脱钩再度滑向以往的旧式冷战的状态，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只是处于这个时代的初始阶段，其形态还有待观察。
只是，中国人乃至世界上的许多人做好了准备吗？而这个“新时代”会以怎样的方式演变且终结呢？这只有将来的历史才会给我们答案了。不过，这答案也牵涉、取决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只能由中国人自己给出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未来中国的文明形态。
注释：
2, 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u-s-relies-on-innovation-to-reduce-emissions/
3, “火箭男”与“糟老头”：特朗普金正恩嘴仗全记录 （BBC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3348934
4, Barack Obama, A promised land, New York, Viking, Pengui Random House, 2020, pp. 652-653.
5，张伦，“ 让爱、理解和理智照亮人类生存之路：恐怖主义与21世纪的人类面临的挑战—— 对“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几点思考“， 现已收入， ”巨变时代—— 中国、两岸与世界长短集“文集，香港，溯源书社，2021，页286。
6, 此次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参见 « 现代性的扩展与危机：全球化、信息技术、认同及其他——— 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动荡与分裂的世界的一次漫谈“, 刊于 “中国：历史与未来“ 网站 2020，12月31日
7，见笔者在1月初接受记者所作的采访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daguogonglue/dip-01082021091511.html
8，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来就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讲话，每次都明确昭示这一点。
9，Raymon. Aron, Le grand schisme , Paris, Gallimard, 1948.
10，Lun ZHANG « Le maintien de la paix, de la démocratie et de la liberté exige plus que jamais de prêter attention à Hongkong » Le Monde, (世界报)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20/07/07/le-maintien-de-la-paix-de-la-democratie-et-de-la-liberte-exige-plus-que-jamais-de-preter-attention-a-hongkong_6045416_32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