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主义、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及美国的应对
（编辑说明：对于中共政权的性质及统治现状，近些年国际学界有所探讨，但就其深度与广度来讲显然还远远不够。本网站现刊发邓聿文先生的来稿，谈中共的国家主义及习近平政权的特点，希望能引发人们更多的关注与讨论。至于作者对中国国家主义、中美关系现状的归纳与分析，对一些问题的具体看法，如习的“地位比新冠前稳固”，中共“政权合法性因这场疫情也得到修复”等，皆属于作者本人的观察，或许不同视角的观察者有不同的看法; 本网站皆予以尊重。本网站只是提供一种公共讨论园地，所发表的文章皆只代表作者，不代表本网站。特再次说明）
习近平对中国的统治无疑在改革开放后将中国带入史无前例的危机，然而让人无奈的是，自由民主力量似乎对此无能为力，习近平看起来不仅牢牢掌握了大权，其地位也比新冠疫情前稳固，而且中共破损的合法性因为这场疫情也有所修复。美国虽然全力围堵中共和中国，但迄今为止，这场围堵还谈不上实质性削弱了中共统治。如何穿过现实的迷雾看清历史的走向，习近平靠什么稳固政权，美国对华政策有何内在缺陷，我们是否应对未来保持某种程度的乐观，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从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和特朗普对华政策检讨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中国/中共国家主义的全面兴起
随着美中疫情和围绕香港的对抗加剧，中国也完成了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叙事话语的转换。
这里说的中国/中共的国家主义，是指借用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将中共对中国社会的统治包装成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旨在动员大众对抗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
中国/中共的国家主义捍卫的不是抽象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是中共作为代表的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因此，它虽然有一般的国家主义的特征，但是特别强调中共的历史选择的正确性，也即历史选择了中共，作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代表，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
此意义上的中国/中共的国家主义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在中共统治中国的那一天就存在。但是在过去，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大众认可和接受的意识形态。中共当然一直想把这种意识灌输给全体民众，可无奈它需要一些前置条件，而过去欠缺某些条件，它们包括对中国悠久历史的荣誉感、强烈的民族受害者意识、现实中国的崛起幻觉以及外部对中国的围堵。四者缺一不可。其中前两者构成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崛起幻觉嵌入了国家主义的因子，但只有真实发生的外部围堵和对抗，才会把上述三者都激活，而这四个条件，在中共建政后的多数时期，并不总是同时存在。改革开放后，中共放弃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转而用民族主义来作为事实上的动员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中共的国家主义是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被动的或者反应式的民族主义，而国家主义是一种进攻型的民族主义。许多人尤其自由派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多有批评，指责它有破坏性，然而，严格来讲，改开以来虽有官方和官媒对民族主义的灌输和强调以及在某些特殊时期用民族主义煽动大众，但总体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呈现的是一种挑战—回应特征，在此意义上，它具有被动性，特别是当它显现破坏性的时候。我们考察本世纪头10年几场大的反美、反日以及前几年的反韩游行，无不是对方先挑战中国的利益（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南海撞机，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将中国渔船撞沉，韩国允许美国部署针对中国的萨德等），虽然官方在这些事件中做了片面甚至不实的宣传和鼓动，但对大众来说，中国是受害一方，表现的是受害者意识。
国家主义一反单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意识，而变得积极主动，具有进攻性。中国历史上被列强的欺凌只构成一种背景，在官方崛起的叙事鼓吹下，加上民众实际感受到的中国实力的强大，在以党政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和中高收入雇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广大的底层民众间，形成了中国崛起的意识幻觉，他们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和态度非常敏感，将国际关系中正常的矛盾和争执看成对中国的冒犯，缺乏容忍心，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在认为国家利益受到侵害后的一种被迫的忍无可忍的反击，而采取主动出击的进攻姿态来维护国家利益。故可把国家主义称为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它是前述四个条件的混杂物。
中国/中共的国家主义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后开始崭露头角，奥运会让大众扬眉吐气，一扫百年东亚病夫的积郁，变得自信昂扬起来。但那个时候，中美虽有摩擦，中国总体上给人国力向上的感觉，美国却似乎在走下坡路，两国并不构成真正的对抗，或围堵与反围堵。国家主义没有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
转折点是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一个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国家主义官方宣言。在此之前，甚至更早的1990年代末期，中国新左派、自由派、新儒家的部分学者已经转向国家主义的论述，但这部分学者还局限在学术界，虽然他们极力想和权力联姻，但此时的官方对国家主义不是太感兴趣，它致力的是埋头发展经济，所以学界的这股国家主义潮流在民间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以通俗读物形式在民间产生影响的是2009年《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出版，它倡导的“带剑经商”由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在民间很有市场。同一作者10多年前曾经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然由于那时中国的国力比较弱小，民众并没有对该书鼓吹的国家主义当真。但2009年不同，某种程度上，它反映的是民间的情绪。
习近平首次阐述中国梦是在2012年11月，他在带领六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他的感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以后他多次提到中国梦，当局把它的具体内容概括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从这段话看，所谓中国梦，典型体现了国家主义的一般特征，即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整体高于个人，国家和民族在先，个人在后，后者利益的实现必须服从和让位于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当且仅当在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下，个体的存在和价值才有意义。
除此外，这段话也反映了中国/中共国家主义的独特内涵：中国梦首先表现为民族复兴之梦，这表明，中国曾经有灿烂光辉的历史，只是在某个阶段，它衰落了，现在要复兴它，但谁来引领复兴？只能是中共，因为中共说它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故引领民族复兴的力量，非中共莫属，别的政治力量没有资格。要引领复兴，就需把党建设好。可见，在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党是中国复兴的前提和关键，它隐含的逻辑结论是，既然中共才有资格带领中国复兴，那么谁反对党的领导和中共统治，谁就站在敌人一边在阻扰中国复兴，因此，为着这个复兴大业，对反共势力，是要斗争和消灭的，且必须把它消灭。
中共就这样将党的利益包装和偷换换成国家利益，至少是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也是它似乎理直气壮打压国内反对派的理由。对此，中共并不避讳，在向外界阐述何谓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时，直言包括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从逻辑上看，中共的这个三段式论述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出在逻辑，而是出在事实的无法检验，因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在实验室重复验证。这个“事实”就是，中共统治中国70年的历史，它的灾难和取得的成就，无法假定另一个党领导时，是会比它做的更好或更坏。中共的“狡猾”就在这点，用一个不能验证的“事实”，宣称自己最有资格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让人无法反驳。
当中共“意识到”它承载着中国复兴的“天命”且只能以此作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后，也就不再像过去一样，被动地跟在别人后面跑，“学习”别人的经验，而是向国际社会输出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争取制定国际规则的更多权利，乃至局部改造国际秩序，让它对中国/中共更有利，故外界看到，中国的外交在习近平时代显得相当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如部署一带一路、成立亚投行，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与此同时，对反对自己的国内外力量，特别是敌对势力，中共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仅限于被动回应和应战，而是主动出击，不怕斗，敢碰硬。这也是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并在“四个伟大”中包含“伟大斗争”的原因，有伟大梦想和伟大事业，必定需要伟大斗争去实现和保障。习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现在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了。
中共这套中国梦的国家主义号召，及对大众进行的政治动员，收到了效果。尽管不少人主要是有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和党内改革派对习在这一过程中的政治左转和高压不满，然而，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本身没有异议，或者即使有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也不能公开提出，否则会被舆论贴上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标签。另外，以整体主义的一元论的国家富强会压制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在普罗大众中也没有多大说服力。事实上，受制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和特定宣传，即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文明的先进行列只是到近代才被西方列强欺负这一被官方灌输的历史事实，多数中国人包括一些自由派，文化基因里或多或少都带着国家主义的因子。这在统一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自由主义者不反对甚至鼓吹国家一统。此乃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尴尬，也是极左和极右都容易滑向国家主义的原因。
中国的左派和国家主义只有一扇门之隔，它们的理论元素和叙述话语基本上差不多，从左滑向国家主义没有理论障碍。右派中的一些人如上所说，如果存在这个历史情节，也容易倒向国家主义。但无论左右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对民间的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学理式的话语系统削弱了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大众对官方国家主义的接受，特别是对党带领国家强盛看法的接受，主要是来自前述的无法选择和检验的事实。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存在，而它假定只有自己才能引领中国强大，也无法验证，因为以往的历史不能推倒重来，人们只能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去展望未来，而现实是中共还在统治中国，所以只能根据这一事实去推想中国的未来。中共说它能带领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梦，人们只能用过去的历史去比照。这样一看，虽然一路走来磕磕碰碰，包括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灾难，但中国也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经济上成为世界老二的。历史容易遗忘，特别在中共选择性叙述历史的情况下，对它不利的历史更容易被民众所遗忘。人们往往注重现实的感受和体验，而世界老二这个事实让多数民众相信，按照已有的道路走下去，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可以实现的。中共也用它的经济成就不断来论证和强化国家主义的正当性。
中国的国家主义虽被多数民众接受，但要成为一种对抗外部的思想武器，还需要事件的出现。恰恰因为习的强硬作风，对内的政治高压，对外的出击，让西方特别美国警觉，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要作为一股修正主义力量，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改造或者接管，这直接损害了美国利益，于是华盛顿改变过去的接触和融入政策，对中国发起了全面狙击。中国的国家主义也就在美国和西方的一系列围堵之下，得以壮大，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的思想。它经过四个阶段即美中贸易战、对华为的打压、香港反修例抗争，以及疫情对抗才完成。
2018年开始的美中贸易战一直谈谈打打，直到今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显然中国是贸易战的输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对中共而言乃城下之盟，不得已签署。但中共在这一过程中不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以及官方宣传中把贸易战和晚清屈辱历史挂钩的做法，宣称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过去，却很好地迎合和刺激了大众既脆弱又自大的民族情节，成功地把贸易战塑造成美国看不得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要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共的反击则是在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样一种较量，从而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美国采取敌视态度。
如果说贸易战美国还有一个对中巨额逆差的借口，在贸易战后不久美国即以国家之力和动员盟友来对付华为，包括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被捕，让更多的中国民众对美国更加不满，因为华为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科技企业，已成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的骄傲，美国要置华为于死地，表明美国实现贸易平衡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要发动科技冷战，扼杀中国制造2025。因此，美国的行为直接助推了大众对华为的支持，在多数民众心里，支持华为就是支持中国，支持中国政府和美国对抗。
去年5月香港出现的反修例抗争，如果只针对逃犯条例的修订，或者即使有双普选的民主诉求，在很多中国民众看来，那也是香港内部的事情，但外界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得他们相信中共的说法，即美国要利用勇武派及其港独诉求，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把香港变成反中基地。这无疑让大众联想到美国支持的疆独藏独和台独等，因此它直接挑战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在港独问题上，国家立场是包括部分自由派在内的多数中国民众的衡量标尺。他们支持中国政府对香港抗议的处理，甚至嫌北京的立场还不够强硬。
疫情本来应该成为美中弥合分歧改善关系的一个机会，可双方反而激化了矛盾，滑向全面对抗。疫情首发中国的事实以及中国初期的瞒报，让美国抓住把柄将自身抗疫不力之责转嫁给中国，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和选举需要，美国政府对中国追责和索赔的支持，也使中国政府对美国发起了反击。另一面，中国对疫情的较早控制以及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远高于中国，包括之后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而在全美引发的骚乱，不仅大大强化了中国官方的国家主义叙事，也让美式民主的光环在中国大众中变得暗淡，大众反而转向认可和接受中共的这套治理模式和国家主义立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方方日记的舆论反转。方方的疫情日记曾受到包括官媒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片赞扬，但在中国快速控制疫情后，舆论由赞转骂，方方成了专揭中国阴暗面宣扬美国价值观的坏典型。民众对抗疫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支持，让中共心里有底敢于和美国对抗下去。
简言之，国家主义固然是中共为着稳固政权及对抗外部敌人所选择的意识形态和动员方式，然而，它成为普罗大众认可和接受的国家“宗教”，也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有关。后者出于地缘政治的目的，不仅反共也反中，勾起了民众深藏于心的屈辱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和现实的中国崛起幻觉混合在一起，遂使大众相信中共一向宣传的美国亡中之心不死的信条，将其看作中国的敌人。故而美国客观上对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可以说，在过去三年，中共利用上述事件，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争取到多数中国民众站在自己一边，很大程度上，中共已经破产的合法性因此得到修复。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习近平的一尊地位是难以撼动的。这才是中国和世界的悲哀。虽然被中共国家主义话语陷阱裹挟的中国，不大可能具有当年纳粹德国国家主义的那种外部扩张性和侵略性，但在膨胀的民族心态和国家主义的支配和驱使下，中国统治集团为维护一己之利益和统治，随时有可能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这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不能不察。
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
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虽然暂时稳固了习近平的地位和中共统治，让习近平尽管有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其权力看似岿然不动，这使得海内外曾经期待疫情将动摇习的权力和中共统治的许多反对者颇感沮丧，然而，如果我们从一个长时段——比如今后10年——的角度去观照和审视习近平政权，就不应该像如今这么悲观。
自习在2018年全国两会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其第三任铺平道路后，有关他是否要做终身领导人的猜想一直没有停止。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修宪废任的目的，不是如毛泽东一样寻求名义上的终身制，而是像邓小平一样做事实上的终身领导，其任期在15-20年间，在为中共和中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基本的制度框架并解决某些他认为非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后，会把权杖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
这么说并非只是为了传达一种乐观情绪，事实根据是，除了当今各国政权不允许存在名义上的终身制外，就中共自身而言，它的党章还写有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条文。在2017年中共19大至2018年两会之间的这段时间，虽然习近平的修宪废任在党的高层遇到一定阻力，但他终于把此事做成了，这表明，如果他在同期启动的党章修改中删除不准搞终身制的条文，事实上是可以办到的，而他之所以不在党章中剔除这句，留着一个“尾巴”约束自己，只能用他没打算要恢复毛时代的终身制来解释。
人们或许会问，从习目前不受制约的权力看，党章有没有此条对他成为名义上的终身领导人关系不大，若有必要，他明天就可以让它在党章中消失。习若要蛮横起来，的确可以做到，然而，他并非是个失去理智的领导人，党章中保留这一条，也与此为党的传统有关。接受毛泽东终身制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的惨痛教训，最高领导人不准搞终身制是中共领导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邓小平时候起成为中共一个有力的传统。虽然中共其他的“好”传统一个一个基本被习近平破坏掉了，但这个传统是不可以轻易毁掉的，即便如习，他可以做事实上的终身领导人，但不可公然在文本上废除这一条。废除它，中共就变成了一个真正家天下的组织，不仅触犯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切实利益，也使中共作为统治中国的一个组织的最后合法性，被自己损毁。对中共的各级领导人而言，不管他的权力多大，是个人依附于组织，而非组织依附个人，若中共没有了合法性，处于组织中的个人就没有了合法性。所以，假如还要以中共名义统治和执政，就不能不在中共党章中，保留不准搞终身制的规定。
保留该条，不妨碍事实上的终身制。邓小平就是一个例子，自邓自封第二代领导人核心，尽管他从来没有做过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直到去世，他都是那个背后拥有最后决断权的人。习近平在这点上效法的是邓而非毛，在为中共和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框架，给接班人留下自己的制度遗产后，他退下来还能继续掌控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在他统治的后半段，中国国内发生了足以颠覆中共统治，以及国家受到侵略的事件，前者如人民的起义，后者如武统台湾引发的美中战争，习有可能以拯救中共和中国为借口，而实行终身制。
然而，即便出现这种事情，习近平政权也难逃它的过渡性。
所谓“过渡性”，在这里指的是，习近平政权只是夹在它前后的两个政权之间的中间过渡状态，它之后的政权——假如还是中共统治的话——在性质上将会恢复和延续它之前的政权的统治方式和策略。
如何来理解这点？假使习在两个任期结束后，再统治中国10年，从人的自然年龄看，似乎和终身制没有太大区别。政权的过渡性虽然和时间长短有关，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甚至更长一点其实并不显得长。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个历史时期，前者约历300余年，是后者的4倍多，但都算做过渡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从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期，五代十国是从唐朝到宋元明清的过渡期。中共统治时间，刚好超过70年，在上述6个朝代中，已超隋逼近元，如果它的寿命和元帝国差不多长，那么习近平政权正处于统治末期，习之后将是一个新“王朝”。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王朝”的性质如何，是民主的中国还是继续延续专政，但习政权完成了它的过渡使命。假如中共命该不绝，像唐宋明清一样统治中国二三百年甚至更久，那么习政权在中共自身的循环中也具有过渡性。
因此，我说的“过渡性”不单单基于统治时间考虑，正如前述定义，它更是习近平之后的中共新政权，不会延续习的统治方式和风格。习精心打造和布局的这一套统治术，在他交权后，少则一两年，多则三四年就会轰然倒塌，被他的接班人否定。逻辑和历史将会证实这一点。
从习政权自身来看，它是一个变异的政权，这种变异性不能成为中共持续统治的稳定特征，会随习的下台而回归正常的历史发展态势。
世人多认为习政权继承了毛的衣钵，在政治上回归毛，抛弃了邓埋头发展经济的务实路线，强调意识形态，大搞个人崇拜，用毛的统治术统驭中国。但与其说习政权回归毛，不如说它是毛和邓的变异体更恰当，是他试图嫁接毛邓而结成的一个怪胎。习政权本质上并没有抛弃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不过把“两个基本点”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比过去更突出更显要的位置，乃至在一个时段，有点架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邓时代——其政治含义包括江、湖时期——“两个基本点”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逻辑上它就会造成“四项基本原则”让位于“改革开放”的局面，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的改革事实上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放松党的控制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后果，就是腐败盛行（虽然这非腐败的真正原因），到习近平上台时，腐败威胁党的统治。因此在习看来，经济建设要搞，但腐败也要除，否则，江山易帜，经济再发展也没意义。习这些年来重点抓的两件事就是党内反腐和党的政治建设，重新强化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但这样一来抑制了改革开放，也使得经济建设靠边，此或许是习没有料到，又或是他料到了但必须承受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另一副产品是把习个人的权威抬高，变成了个人崇拜。后者或许是习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然而，鉴于权力的本性，一旦搞起个人崇拜，权力就会自动将工具作为目的来使用，习本人未必意识到这种变异性。
美中贸易战后，随着中国的内外环境变得严峻起来，特别是疫情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习被迫调整了他的政策。经济建设重又成为中心，改革尤其开放也在外界压力下启动。虽然美国不断威胁对中国脱钩，但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开放之门不会关闭。只要还在继续开放，中国就不会真正回到毛时代，因为毛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意识挂帅，闭关锁国，不与外部世界接触和交流。
中国不可能重回毛时代的另一原因，是习个人的权威从来没有达到毛的程度，也许习在高层一手遮天，然而，他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影响，不可能像毛一样。今日之中国，当局再怎么压制言论，都不可能达到文革程度。如果说毛在当时的中国多数人眼里，是神一般的存在，习至多是一个俗人的权威，即权力意义上的权威，还有很多人把他看作小丑，这个意义上的权威，只要把权力的基础抽掉，权威也就不复存在。
作为毛邓的变异体，在习下台后，他的接班人不会让中共政权继续处于这种紧张的怪胎状态，因为两种形态纠结在一起会出现排异反应，要么回归毛，要么回归邓，而历经40年改革开放后，统治集团本身就不愿也不可能回到毛时代。另外，毛式政权需要的是政治强人，习之后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再是这种强势角色，毛式政权强调的是空洞虚假的精神生活，这也为当代多数人所厌恶，因此，重新回归邓是后习近平政权的必然选择，如果中共还想统治下去的话。
2, 后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不会有强烈的红色江山即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和使命感，从而因袭由此而来的治国路线和统治策略。
习的反腐、政治集权和全面强化党的领导，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作为红二代和太子党特有的保红色江山代代传的意识在作祟。如果将这点和政治上已经失败的薄熙来对比，就显得更明显。后者主政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为的就是要预防其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落在非红色基因的人即红二代眼里的“外人”手里，习不过是放大版的薄熙来，他的使命是确保中共政权永远掌握在红色贵族手上，这可能是他在胡温时期形成的顽固信念。作为胡温时代选定的接班人，目睹这两位平民子女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不能有力地领导反腐败，让习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不能将红色江山毁在自己手上。
胡温是在毛时代接受的教育，虽然接班人意识和江山意识在毛时代无处不在，但相对红二代由父辈特意灌输和耳濡目染的这两种意识，他们应该还是没有那么强烈，且会因自身遭际加强或弱化，比如温家宝公开倡导政治民主，中共传给他的江山意识可能就比较弱。红二代虽然也遭受了毛时代的磨难，但除少数大彻大悟外，其江山意识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改革开放后因特权需要进一步被强化。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所属的特权阶层要求他必须保住红色江山不能毁在他手里，并且代代传。从这个意义说，他别无选择，若做不到这点，他在这个群体就失去了合法性。
但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传言中被作为接班人培样的胡春华陈敏尔，还是更年轻的一代，不可能有习这样强烈的江山意识和使命感，不是他们不想有，而是骨子里就没有，在他们成长的青年时代乃至走向工作岗位后的很长时期，他们是梦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他们的接班人意识是在他们成为中共权势集团的一员后才产生的。他们不大可能时刻想着要把这个政权交回给红三代、红四代。作为非红二代出身的他们，也不愿把中共政权交给红三代或红四代，即便习近平把政权交给红三代，由于代际链条的拉长以及这一代人在一个更开放和国际化的环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其红色江山意识只会递减。
红色江山意识弱化后，基于这个意识和危机感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统治路线和策略就不可能在新的领导人那里原封不动地继承下去，习的遗产势必会抛弃，开始是部分抛弃，等到新领导人立足后，会大部甚至全部抛弃。
当然，一种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有时也很顽固，如毛的思想，在其作古40多年后还阴魂不散，时不时被统治集团捡起。习近平这套统治术特别是他混合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在15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固化成型后，可能内化到许多人的基因里，要把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再改过来，可能困难不少。然而也不必夸大它的难度。我们从邓对毛的否定和习对邓的部分否定中看到，后习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对习的否定会很快完成。
毛统治中国30年，到邓手上，他的那套制度遗产基本被邓否定，虽然邓保留了毛思想这个空壳，原因很简单，它完全与人性背道而驰，人们早已在心里否定了它，邓不过是顺应人民的意愿。习对邓路线的部分否定，也是因为腐败和贫富差距引发人们的不满。但现在习所做的这套，同样背离人性，考虑他的权威是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当他无权时，他给中共和中国打上的习氏烙印很快会被人们抹掉。别看高级官员对他诚惶诚恐，言必称习，那是因为投机和害怕，并非出自尊敬和认可。尤其后习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主体人口是1980到2000年代出生的人。这三代人所受教育和成长环境完全有别于他们的前辈，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完成的。虽然不能因此过高估计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思想，但让他们长久臣服于强调空洞意识形态和禁锢个人自由的制度之下，难以想象。
所以，后习时代倘若仍处于中共统治下，无论那时中国是否继续保持崛起态势抑或已经衰落下去，历史的正常发展状态是邓的路线而非习的变异体，更非毛的路线，我们理应对习政权的过渡性感到乐观。
北京对国际秩序的修正是“以进为退”的策略
假如上述两节的分析有道理，那么这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值得检讨的。
从中国社会自身来看，目前没有力量动摇习近平的统治，因此只能借助于外力，而从全球言，这个外力只有西方主要是美国。
这届美国政府给人的印象没有一个稳定的对华战略，从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的新书披露的内容看，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白宫幕僚班子的对华意见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多从实利和是否有助于连任考虑，只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因为对选情冲击太大，才不得不采纳其幕僚的对华政策。这就是白宫5月出台的对华战略报告宣布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来处理对华关系的原因。但报告对于何谓“有原则”，并未下一个清晰定义，根据一些中方学者的解读，大概强调美国对华战略在回归现实主义的同时，更着重于美国外交一向存在的理想主义，即纠正自老布什到奥巴马几任美国总统在对华外交中忽视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在以这些价值观为指导下同北京打交道。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并非现在才提出和实施，事实上，特朗普2017年联合国的首次演讲已经有了这个提法，当然那时非仅针对中国。华盛顿的对华外交和战略，尽管前面指出稳定性不强，但包括美中贸易战，对华为的打压，科技和人文交流，南海自由航行，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在内，大体是按照该思路进行的。它是建立在美国过去40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认知前提之下，在美国两党和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精英阶层看来，（接触政策）“没有达到美国原先预想的让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美国希望的根本性改变的目的”，所以特朗普政府一改接触政策，而采取与中国竞争——实际是遏制——的方式。
很多中国人，包括自由派和左派及民族主义者，在关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认知上，和美国两党和精英阶层享有共同的看法。不过，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是从反面来看待这种失败的。美国反思过往的对华政策，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是应该的，但将过去40的对华接触用完全失败来形容，这个评估本身是错的，相当一批对中国有真正了解的中国学者和人士，基本不认同这一看法。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其实并未失败。
如报告所说，华盛顿过去40年的外交目标是要达到“让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美国希望的根本性改变”，若这里的“根本性改变”是指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权，那么显然，对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皇权历史的国家，这个时间太短，目标本身显得不切实际，或者过于急功近利。历史曾经确实给中国和西方这样一个机会——此即六四——使许多人误以为要改变中共政权和制度不是难事，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看到中共还在牢牢统治中国，并向美国发出挑战，有一种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的心理，可以理解。然而也必须指出，在六四之后，再用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来乐观预测中国在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中也会步前者后尘，从而来设计对华政策，这个错不在中共和中国，而在美国对华政策圈子。像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声称的中国对美国进行百年战略欺骗，根本是胡扯，当且仅当在此意义上，对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进行一定修正是必要的。
然而，如果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目标的“根本性改变”不是指中国的政权和制度，而是指中国在美国的引导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着重一个方向目标，那么纵然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看来离这个方向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完全相反，但实际上，美国过去40年的对华外交已经取得相当大成功，以致差点就让中国改变颜色——对同一个事件的评价，角度不同，结论也会不同。美国或者广义上西方，不是没有改变中国，而是改变了很多，若一定用一个百分比衡量，至少改变了70%，中国自由派和党内改革派的崛起而且长期在中国社会和党内占有舆论话语权就是明证，以致在中共内部，还出现了如温家宝这样的公开倡导政治民主的总理，即使在习时代，李克强——这个在学生时代相当自由化的人——也处于二把手的位置。
中国是一个精英主导的国家。广义上的精英，包括权力阶层、知识阶层、企业主阶层和除上述阶层外的处于中产阶级上部的具有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阶层，后三个阶层对民主自由的信奉最强烈，人数也最多，因为对他们来说，财产和自由是两个需要保障的东西，而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做到这点；以公务员队伍为主体的权力阶层虽然享受了权力的好处，但对体制的洞察也让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知道体制是靠不住的，迟早也要改变。权力阶层的上层即那些真正握有权力的群体，党内斗争的残酷也让他们把西方作为一个选项。他们其实非常清楚，一旦政权有变，出走西方是唯一的避险方式，所以他们把子女送往西方留学移民，把资产转移到西方。他们现在之所以还要维护体制，是想在体制倒塌前，捞取最大利益，完全是出于一种实用的投机心态来对待这个政权。
既然中国的精英阶层多数相信普世价值，如何解释习近平上台后轻易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务实发展经济的路线，政治上专权，大搞个人崇拜，扭转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将中国带向一条和西方对抗的不归路？第二节的讨论已经涉及这一问题，这里进一步分析：虽然在具体的权力运作中涉及一系列的手腕和权谋，但逻辑而言，习的红色背景让他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普世价值非常警惕，他要确保红色政权不在他手上弄丢，就必须重新强化党的正统教育，而中共普遍的腐败使得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包括元老集团不敢正面对抗习的红色改造，因为他发起的反腐运动得到大众支持，这让他能以反腐之名对党内对手轻易进行政治清算，再用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紧紧捆绑全党尤其党的高级干部，将自己的意志贯穿全党，从而大大压缩了党内改革派和自由派的存在空间。经过七年的统治，习基本上将党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推毁，将中共变成了习家天下。尽管如此，我在前面也说过，鉴于习政权是一个毛邓混合体的变异政权，其变异性不能成为中共持续统治的稳定特征，以及后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不会有强烈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和使命感，权威性不足，因此，在习交出权力后，习氏统治术很快会被抛弃，就像邓抛弃毛，他抛弃邓一样。
故而，华盛顿的目的如果如彭斯副总统所说，仅仅是为了让中共回归邓的改革开放，而非改变中共体制，10年之后是大概率能够实现的。从历史逻辑看，习统治的15-20年在中共历史上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美国应该清楚，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体量国家，中共这样一个有着9千多万党员的超大政党，它的变革总是很慢的，中国有句俗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在一个相对稳定并且是在发展的状态下促使中国发生激烈的乃至根本的变化，40年是远远不够的，晚清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状况下，还拖了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是在很多偶然事件的触发下才被终结的。今天的中国远比晚清实力强大，中共远比腐朽的清王朝更稳定，对中共被终结必须眼光要放长远，懂得忍耐，不能心急，在耐心中等待和寻找时机才行。
华盛顿会说，美国不能被动等待，再容许中国和平发展10年，中国的国力进一步壮大，中共对美国和国际利益的挑战那时美国或许就没有力量阻止了。这不是要美国“被动”等待，假如美国继续实施以前的接触或接触加遏制政策，没有引起习近平对美国意图的警觉，虽然改革派和自由派被习压制，随着中国更多人进入中产阶层，在一个全球化的交往中，美国是可以在观念和思想上继续影响中国，引领更多的中国民众转向普世价值的。
另一方面，让中国再发展10年就认为美国难有机会遏制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实际是华盛顿在判断中国时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即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白宫对华战略报告用中国有“足够”实力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夸大了中国实力。不错，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无论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军事力量，都有长足提升。经济总量按名义汇率计算接近美国的70%，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方面，中国在某些方面也快速赶上美国，解放军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武器装备也早已升级换代，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然而，也要看到中国庞大体量的“虚胖”成分，它并非像表面上显示的那么强大。专制体制特别是这种一人专权体制的特点是，报喜不报忧，哄骗领袖，中国的各种统计数据连它的总理都不相信。李克强在5月召开的两会上透露中国还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足以说明，中国真实的富裕程度绝非如它的统计数据呈现的那样。因此，中国即使有实力开始挑战美国的利益，也缺乏持续性，何况，北京在文化价值观、同盟体系等软实力上基本为零。
中国现在被夸大实力，是不是10年后实力就和美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了？假如中国再和平发展10年，实力会在现有基础上个台阶，这种可能性不排除；然而更大可能性是，这10年累积的错误有可能在习之后带来非常大的麻烦，甚至在习的统治末期就爆发。领袖体制什么事都由领袖一人说了算，而个人的智力总是有限的，它必然会助长习的专断和好大喜功，导致一系列决策失误，只要一个大的决策错误出现，就有可能触发雷区，出现连锁反应。另外，下面特别是基层政权对矛盾的压制也会使得矛盾越来多，越积越重，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强，一旦压制不住，矛盾爆发，社会的不满将引燃，和上层的决策失误形成共振效应，或者决策失误引燃底层被压制的大众不满。在普遍的造假和讨好领袖下，握有权力的人没有多少对国家的未来真正负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和利益，不愿担责，只追求短平快的项目政绩，对那些于国家发展十分紧要却又短期内出不了成绩的项目，不重视。以芯片为例，如果美国不打压中兴和华为，即使像华为这样非常具有危机意识的企业，可能在未来10年的发展中，还是以外购芯片为主，这就使中国的芯片更将严重依赖外部。总之，如果美国不惊动中共，让中国再平稳发展10年，它会出现什么后果呢？一人专权体制过去所有的缺点在未来10年将继续存在而且只会进一步强化，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值，虽然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美，然而在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上落后美国受制于美国的情况会更严重，届时美国再采取现在对中共卡脖子的遏制政策，中国将会像稻草人一样，轻轻一击就倒，美国所付出的代价远小于现在。
白宫对中国实行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遏制政策，还涉及对中国修正主义角色及更为根本的中共政权的扩张性的认识问题，中国有没有权去追求和自己的体量和实力相称的权利/权力和地位？中共本质上是一个扩张的独裁政权吗？这些问题需要厘清，否则，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的对华政策势必出错。
本质上讲，每个国家尤其大国都是修正主义者，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当然，美国对中国冠之以“修正主义”的称号有特定含义，特指中国要推翻至少是修正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现有的以联合国体系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是自二战结束始美国主导建立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这个体系反映的最主要是美国利益，但现在70多年过去了，世界早已发生巨变，它的规则若一成不变，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的国际秩序，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它不满，进而产生改变它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共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此而言，中共应该没有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想法，似乎北京也多次针对美国的指控而强调它还在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所以我同意印度前驻北京大使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北京至多只是想接管国际秩序而不是想推翻它。北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接管而是和华盛顿共管世界，习近平虽然自大，但他也清楚中国目前的实力是不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刺激起北京这个念头的，也有美国一些学者的“功劳”。早年美国有学者提出“G2”概念，诱发了北京的“妄念”，但它也知道，华盛顿不会容忍中国和美国共管世界，更不可能把自己的领导权拱手相让给北京。尽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国的投票权有所提高，在高管队伍中也有中国面孔，但至今这些机构还由美欧等西方国家把持，中国还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北京另起炉灶成立亚投行以及推行“一带一路”的原因，其目的有二，（1）以此作为工具和手段，逼美欧在上述国际组织中让出权重给中国，以及（2）若该目的达不到，则北京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世界经济版图，扩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北京另起炉灶。
华盛顿会觉得自己“冤枉”，它不是要阻拦给予中国更多权重，但前提是北京必须遵守公开公正的国际规则，行为透明。北京则坚持必先提高中国权重，后谈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这后一点是我的猜想），否则，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对中国就是不公。这是双方冲突的症结所在，站在各自立场，似乎都有道理。
华盛顿之所以强调北京必先遵守规则，除了北京表现出的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外，也跟它认为北京共产政权本质上是一个扩张性的政体，要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有直接关系，这其实也是美国乃至西方学界的一个共识。但这恐怕又是西方对中共政权的一个误判。
不错，习近平这些年来在对外关系上实行我称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民间则以“战狼”称之），重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正如我在第二节中阐述的，此乃服务于其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的目的，因为自共产主义破产后，要赢得大众支持，中共就必须给民众灌输只有它才能带领中国复兴的信条，诉诸于民族主义，而恰好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国力有比较大的上升，习近平认为他有能力带领中国获取更多利益。就此而言，如果中国的国力持续上升，对外表现出的进取性或进攻性将不会停止。
但这并不表明中共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好战的、扩张的政权，要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中共在组织体系上虽然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北京早已没有了要用共产主义一统天下的“雄心”。尽管它表面上念念不忘共产主义，党的一些理论家把习近平思想吹捧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宣称要用“中国方案”治理全球，但在党的9千多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一真心信仰共产主义，就非常不错了。因此，与其说这已经或者将要变成一种外交战略，不如说为了服务内政，是中共的舆论宣传泡沫更恰当。习近平确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从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可知，但从他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是绝不包含共产主义在内的，因为他清楚世界不会接受共产主义，所以，真要把“中国方案”实施于全球治理，也不会是共产主义那一套。
事实上，目前的中共，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目前的中国，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像很多论者指出的它实际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极右政权，是被儒家和法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中共，虽然它还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习近平还假装要求回归中共创党初心。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将习近平称作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华盛顿决策圈对中共的集体误读。自毛泽东在文革时向世界输出共产革命失败后，中共早已放弃了这个“野心”，很长时期也没有这个能力。确切地说，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独苗，中共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防止政权被颠覆。北京最高层更多想的是美国、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中共本质上是一个防御性政党，没有向外扩张和侵略的野心。只是到了习近平时代，随着国力大增，认为现在有实力反击西方的和平演变，把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利益拿回来而已，是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
因此，如果对毛之后中共的本质认识偏颇，又夸大中国的实力，带着现在不阻止中国今后就没有机会或代价更大的焦虑心态，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竞争/遏制，除非美国作好了持久对抗甚至和中国打一场热战准备，否则，它势必会激起中国全力报复，不但使美国遭到不本不应该受到的损失，也会使“原则现实主义”失去在中国的同盟军——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社会的自由派。按照白宫对华战略报告的阐释，美国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美国的目的不是寻求遏制中国，而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理该成为它极力争取的打到中共的同盟军。但在党国不分体制下，人民和中共事实上无法切割，何况党内改革派和自由派本就是中共的组成部分，打击中共当然使这个对美国而言极重要的潜在同盟力量面临选边站的问题，但可想而见，在这种态势下，它一定不会选择美国，而是选择和党紧紧绑在一起。因为党没了，他们已有的一切已就没有了。
美国如何应对中共的挑战
故如何对付中共，必须有更精细的对策。
上节提到的白宫对华战略报告，提出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对华竞争/遏制政策，宣称美国的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战胜中国提出的挑战；以及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重要国家利益的行动。尽管该报告表示，美国的政策并不以试图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为前提，不谋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报告也指出，美国不会容忍北京削弱“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行为，不会迎合中方要求创造合适的对话“氛围”和“条件”，相反，美国对更大的双边摩擦持一种容忍态度。
相对过去华盛顿对华政策将中共和中国混淆，笼统地把中共称为中国，白宫对华战略报告将两者进行了适度切割，明确把遏制对象指向中共，这是该报告的进步之处。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将整个中国确立为打击对象，就犯了扩大化的毛病，把中国国内拥抱自由民主，反对中共统治的民众也推向了对立面，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变成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为中共所利用，而本来他们是可以成为美国的同盟军的。
不过，华盛顿的最新对华政策虽然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橄榄枝”，然而步伐还是迈得太少，仍然是将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打击，而没有进一步区分中共内部的改革派、自由派与强硬派、保守派。作为一个9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即使改革派和自由派处于少数，绝对人数也是很多的，何况，正如第三节所说，在中国实行40年改革开放中，美国成功地影响了党内一大批党员的思想，认同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普世价值，把美国作为中国将来进行制度变革的效法对象。他们在党内占据重要位置，长期垄断了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舆论。而这批党员之所以没有抛弃中共，一是现实利益的诱惑，二是中国太大和复杂，认为不能简单只要把中共抛弃，自由民主就会到来。鉴于中国近代被西方殖民和欺凌历史以及所受的党化教育，他们中的多数人其普世价值也都或多或少带有民族情节和民族主义情绪，倾向于在维持中共统治的前提下将它改造成一个主张自由民主的政党，而非推翻它。如果美国不是急于要围堵和遏制中国，他们相信在时间之河中，是可以把中共改造过来的。就像在第二节中分析的，即使习通过反腐、政治清算和搞个人崇拜，成功地实行了个人集权，将中共鲜明地打向了习的个人烙印，党内改革派和自由派被迫隐退，但只要他一下台，他对党的改造用不了多长，又会被再改造过来。基于这种判断，美国最好的做法是，不动声色地再让中国和平发展10多年，同时在内部储备和提升对中共的各种防备“弹药”；换言之，只做不说，内紧外松，让中共放松警惕，当习近平在以后十多年中所犯的错误和积累的矛盾足够大，再对中共进行精准和全面打击，将很可能击倒它。
当然，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政府的对外政策无法瞒过媒体和舆论，虽如此，只要华盛顿不升级对抗，一些事还是可以悄悄做的，等到习近平发觉美国的意图，已经来不及了。
退一步，即使华盛顿认为不能让中国再顺利发展10多年，如果真像彭斯在2018年的哈德逊智库演讲声称的，美国的目的只是要中共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那么也应该把打击范围缩小，非针对整个党，而是集中于习近平个人，因为习集合了党内外、国内外所有矛盾的焦点，反习不但是中国社会也是中共内部的最大公约数。且鉴于习掌控了党政军大权，一旦他下台——不论何种方式——自然会促使中共内部的分化重组，很有可能，经过一场残酷的厮杀，中共再难经受得住内部尤其是党内高层的撕裂，从此走向瓦解。若不分矛盾和主次，把习和中共混在一起，认为习胁迫了中共，反习就要连党一块反，那么，不但党难反，习也可能反不了。原因在于，习虽大权在握，但他毕竟不等于组织本身，其力量不可能大于组织的力量，将习和中共一起打击，会让党内改革派处于尴尬处境，最后逼得他们不得不起来保党，从而客观上有助于习。
然而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不反习，相反，同他做交易，也不怎么反共，而是大反中，可说方向完全反了。这样一来，不仅党内改革派和自由派不好说话，被党内强硬派边缘化，也把许多中国民众尤其是底层大众赶到习近平和中共一边去了，因为受中共宣传所惑，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同美国的对抗，是在维护国家利益，而反对派是卖国的，因此也大大压缩了中国社会自由派的活动空间。
虽然华盛顿的对华政策5月后有所调整，但不加区别整体打击中共，还是客观上起到了把党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进一步边缘化的效果，将他们中的一些人驱赶到习近平的阵营里。华盛顿这样做，或许认为在目前美中这种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糟糕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区分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自由派，为他们的上台创造条件，假如持如此认识，那么像报告说的“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切割，其实意义也就不大，正如本文第一节阐述的，中共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名，已经激发起了大多数民众的国家主义情绪，要他们理解美国打击中共的目的不是为美国利益（事实上华盛顿对这点并不避讳），而是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很难。在他们看来，无论华盛顿以什么名目，变着什么法子，打击中共其实就是打击了中国。在党已经绑架了国，党国一体，不能分割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共打击的愈严厉，对中国的损害也就愈严重，从这个角度看，要改变多数中国民众对美国遏制中共的看法，作用有限。
简言之，在前几节阐述的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基础上，华盛顿原本对付中共的最好策略，是创造条件扶植党内的反习实力，让改革派和自由派积蓄力量，在习政权加速自然腐烂时对它发动突然一击，在此之前都不要惊动它，让它对美国遏制的意图产生警觉。但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消失，华盛顿过早地对中共/中国亮起了匕首，暴露出要绞杀它的意图。对中国各方面的打击和围堵特别是尖端科技方面的“卡脖子”虽然也构成很大的杀伤力，可也使得北京能够检视自己系统的薄弱之处，一个一个去填补漏洞，很大程度上，北京强硬对待香港就是出于此一考虑。当北京以新的举国体制去修补漏洞，公关被美国制裁的尖端科技，一旦北京改变了在这些关键方面受制于美国的状况，即使其技术水平还落后于美国，也就不像现在这般再担忧美国的围堵，而有更大的力量对美国展开反击。
所以未来5年左右将是北京最难熬的时刻。既然华盛顿已经改变了策略，不再寄希望于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自由派，而是将其作为整体打击，不如索性再往前进一步，即不必刻意去区分和切割中共和中国人民，担心打击中国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如前所述，虽然在理念和逻辑上可以区分两者，但在政策实践上很难把它们区割；表面上要“讨好”中国人民，会造成实际的投鼠忌器，减弱打击的力度。这正是白宫对华战略报告存在某种混乱的地方。既然美中双方都已撕破脸皮，华盛顿被北京塑造为中国的恶魔且中国民众大部分接受了官方塑造的这个美国形象，就不必顾忌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心理感受，不如采取比目前更狠的手段，直把中共打翻在地求饶为止。如若不然，待北京5年后缓过手来，那时要遏制中共就真正难了。故现在之后的5年是美国实行遏华政策的窗口期。
但这也需要华盛顿改善自身形象。美国这些年不光是受中共挑战，也遭受自身内部的困扰，致使其民主灯塔国的形象在全世界受损。美国内部的种族问题、党派政治的极化问题，政治人物尤其总统的不自重问题，选举政治的民粹问题，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公平正义问题等在特朗普上台后都趋于恶化，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糟糕表现进一步重创了美国的形象。许多人都在思考美国民主的退化和美国政府能力的退化，华盛顿要想“提高美国的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联合盟友，并说动国内人民来支持自己打击中国，就必须修补美国的民主缺陷，否则很难让盟友跟着美国抗华。
对中国而言，部分民众包括自由派在内，之所以转而支持中国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受到中共宣传的蛊惑，实也是对美国失望所致，目赌美国这些年出现的问题，很多过去崇奉美国民主制度、视美国为灯塔的人改变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至少是不再那么崇拜美国。若美国的民主继续遭受破坏，自身问题成堆，政治人物不能负起责任且把责任外推给中国，不断妖魔化中国，美国打击中国的道义基础将得不到中国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一些对美国民主还抱有信心的人也不得不弃美而去。即使中共在美国的打击下被推翻，也不一定选择美国的民主道路。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内政同样也是外交，把美国的内政搞好，修补民主制度的缺陷，有利于美国俘获中国民心，更好地打击中共。
最后强调一点，应对中国的挑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提出一些方向性战略性的思考，而非具体的对策。对美国来说，目的是关键的，目的决定战略和手段，想清楚究竟在遏华上达到什么效果，才能制定正确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