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权是人类极权统治的黄昏

（编辑说明：如何认识当下中国政权的性质，其走向，极权主义的特征，如何判断今秋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的连任可能及后果，这些都成为当下中国内外、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评论热点与学术话题。本文作者就此做了相关的分析，认为尽管现时习近平领导的极权具有某些效率和能量，但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黄昏。我们刊载此文，供读者参考。）

为什么说习近平政权是最后的极权

2020年，我把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书取名《最后的极权》，当时考虑这个书名，是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世界而言，自苏联垮台，历史终结于冷战，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威胁自由民主政体的极权国家，那时还没有发生俄乌战争，而且普京政权称不上是极权统治，因为俄国还有反对党和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尽管它们会受到政府的干扰和打压。虽然现在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但以其国力，短期对自由民主体制会产生冲击，长期仍不足虑。因此，唯有习治下的中国，以其体量和他的勃勃雄心，会是人类历史上继希魔德国和斯魔苏联后最后一个对人类有巨大破坏力的极权政权。

二是对中国和中共自身而言，毛氏极权随着毛泽东之死而坍塌，邓小平本来带中共和中国走向一条介乎极权和威权之路，或可称为软极权或硬威权，按照正常的发展，中国应该经由威权再转入民主大道的，现在习为保红色江山万代传，硬生生扭转历史发展的路径，置中国也置中共巨大的危险中，但它违背基本人性，和改革40多年后形成的社会民情——当下的状况正是这样——完全作对，故习政权在习后无法持续，不过是历史走了一段弯路而已。

人类的专制历史很长，但是极权并非自古就有。古代东西方的帝王专制，如秦始皇的暴政、明朱元璋的特务统治、罗马尼禄的残暴，尽管他们对百姓的压榨程度要超过一些极权国家，可它们都不是极权政权。极权制度是近代的产物，兴盛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它和专制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有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学说和体系，对人们构成了思想的钳制和统治，让人乖乖地追随领袖，听从他的指令和摆布，丧失反抗意志。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会因为臣民冒犯其威权或者政见不合而大开杀戒，极权政权的统治者则以意识形态或者革命的名义成系统地杀人。这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以及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也许还有佛朗哥的西班牙都非常普遍，在这些国家，恐怖是其极权统治的底色。当然，时代毕竟在进步，现在的极权体制不再在“革命”的旗号下随意杀人，但用意识形态随意处置和惩罚不服从的民众，还是没变，让人恐怖依然还是其统治的基本手段。

习近平的极权统治是一个回光返照的“反祖”现象。就像我开头讲的，在经历毛的文革的恐怖统治以及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不应再出现毛式极权统治。但是它出现了，我们就需要寻找原因，我认为除了官方为保毛的这座神像从未对文革的余毒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进行彻底肃清，以及改革开放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大造成大众的普遍不满等因素外，同胡锦涛统治中国10年出现的一些特定状况有直接关系，后者为习的极权统治培植了社会基础，直接促成了他采取极权的方式统治中国，以确保中共执政万年。

胡时代的这些特定问题包括：（1）最高权力层的“九龙治水”，总书记的权威被大大地弱化；（2）公权力的普遍而严重的腐败，已威胁中共的执政安全；（3）社会狼烟四起，面对造反的群众，活跃的民间社会、要求自由和开放的思想舆论界，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挑战，党毫无战力，节节败退，被动防守；（4）党内派系斗争加剧，党的理论家和总理鼓吹民主，党有分裂的危险等。习可不想像江胡一样混日子，混十年把政权交给下一任就完事，他是红二代，有江山意识，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是他的责任，也是红二代的大多数对他的期许。所以他不愿击鼓传花，更不愿做亡党之君。而要改变胡时代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习看来，就必须改造中共，让中共重新焕发战斗力，变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极权统治也就呼之欲出。只是习还耍了些手腕，刚上台初期让人看不出他的真面目，使左右两派都认为他是他们需要的领导人，对他抱有期待，从而支持他，至少不反对他。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毫无功绩、表面看似没有野心的习是如何用不长的时间就迅速崛起，成为继毛后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眼光扩大，看到习的极权统治与全球同期威权统治的某种集体回归有着内在的关联，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严重变形。威权回归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强人政治的出现。从东到西，都有国家选出政治强人做领导人，包括美国，特朗普也想在美国实施威权治理，只是美国的体制太强大，让特朗普没做到，但他对美国民主的破坏有目共睹。

换言之，强人政治的出现和威权统治的集体回归需要从第三波民主化这个背景去观照。1974年开始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已经40多年了，此前全球民主国家有约30个，如今达100余个。但是第三波民主化在近20年遇到了挫折。根据中国自由派政治学者刘瑜的研究，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体制的相对稳固，社会大规模暴力冲突并没有加剧，并且中长期经济表现良好，可是，也有一半左右的国家/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并且民主的质量堪忧，还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国家转型后短期经济表现不佳，近1/5的国家遭遇了国内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加剧。具体而言，在92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地区中，截至2013年，有48个可以归为民主稳固国家/地区，7个是民主倒退国，14个为民主崩溃国家，12个是民主摇摆国，11个为“有待观察国家”。整体上的民主倒退近几年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在这些民主倒退、民主崩溃、民主摇摆乃至被列为有待观察的国家中，政治强人趁势涌现，威权统治回潮，普京是最突出的一个，此外还有印度的莫迪、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欧尔多班、柬埔寨的洪森、巴西的博索纳罗，某种程度的特朗普。少数国家还发生了军人政变，是军人统治，或者政府事实上是军政府，如泰国、缅甸和埃及。军政府不谈，上述国家除巴西外，它们的政治强人在国内还是比较受民众欢迎的，特朗普在2024年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习近平的崛起和他的极权统治是第三波民主化遭遇挫折的产物。虽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当然，相对他们，习走得更远，这些国家的威权领导人至少还保留着民主选举的形式，民众的选票还起着作用，即使对普京或者军政府也是一样。而习则把自邓开创的相对开明的中共统治新传统，彻底颠覆，回到毛时代的一人说了算的统治方式。就统治的完美形式，对民众的压迫程度特别是对自由言论的压制程度而言，习政权才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货真价实的极权政权，除了朝鲜外，而且还具有过去极权统治不曾具备的数字科技极权功能，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然而，形势比人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悍然入侵惊醒了西方世界，让它们重新记忆起了历史上极权政权给人类带来的斑斑血泪。在西方的团结和对民主自由的捍卫面前，非西方的威权政权和它们的政治强人，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和收敛，不敢从威权滑向极权。习上台近10年，其极权统治也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有一个发展过程，中间他的权威也有起伏。大体来说，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成为党的核心后，他搭建好了极权统治的框架，2017年中共十九大修宪废国家主席任期制，他的极权统治已经完备，2021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习主导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其极权统治的权威达到顶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遇到了两次大的权力危机，一次是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初期，其封城决策让习差不多成为孤家寡人；第二次则是当下，同样因为上海抗疫的封城以及经济的休克，让他的政治权威遇到了来自党内、社会以及海外三方面的挑战。习原本有意将它的那套极权统治方式和做法向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推广的，但现在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让习政权的可持续性以及它在全球的可复制性基本不可能，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全球而言，民主进入了一个更新和某种程度的复兴期；对中国来说，可能也迎来六四之后最好的倒共时期。习之后，无论是否还是中共统治，都不再可能有这么大权力的领导人出现，历史会承接之前的步伐继续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习政权是中国最后一个极权政权，也是人类史上极权统治的黄昏。

如何评估习政权，它的性质

既然习政权是人类极权史的黄昏，最后一个极权政体，人们自然要问，在将要到来的中共20大，他还能连任吗？

对这个问题，观察家的判断出现了很大分歧，乐观者根据今年以来时局的发展，认为习已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连任成功。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前，还是先来认识习政权的性质，以及习的统治方式和手段，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他能否连任。

和经典的极权主义不同，习的极权统治是在一个开放、数字技术以及强调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价值指向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它带来了许多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我曾把他概括为五个方面：（1）一边是政治上的封闭和垄断，一边是经济上的有限改革和自由贸易与开放；（2）一边残酷打压政治反对派，一边把改善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中共的“初心和使命”，对民众进行儒家式的“讨好”；（3）一边在意识形态上挂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招牌，一边用民族和国家主义作为思想舆论动员工具；（4）一边倡导依法治国，一边将将法律工具化，实行法家式的统治；（5）一边没有展现出对外领土扩张的战略野心和在全球输出共产主义，一边在全球治理中要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习政权的性质就藏在这五个看似悖论的特征中，从而使它成为人类历史少有的极权政体。说“少有”不是指它的极权强度，在这点上，它比不上毛泽东和斯大林，而是指有效性。借助于高科技和数字控制技术，它实施了对大众最严密的监控，对试图挑战它的力量，包括政治反对派构成了有效威胁，疫情期间显得更明显，习的清零政策得以实施，就是充分利用了大数据的科技优势。但毕竟人类的政治文明在40年的开放中在中国扎了根，这是习式极权与毛式极权最大的不同，也是习式极权不可能重回毛式极权的根本原因。因为尽管人们会对这种极权恐惧，但不会有全民崇拜，虽然习近平很想人们崇拜他。相反，很多人尽管基于各种考量，包括自身利益不会公开起来反抗他的统治，然而也决不欣赏附和，对他存在很大不满，包括统治集团内部。在这点上和毛式极权有着本质差别，那时大多数人对毛式极权是不自觉，心生混沌的。这些都是未来变革的条件。

美国学者沈大伟15年前研究中共提出了一个“调适”概念，认为中共并没有完全丧失学习能力。当然，他指的中共是江胡时期的中共，现在他未必这么认为。从上面五个悖论看，或许可用“纠结”一词来形容习政权的某种复杂性。虽然它看起来非常僵化、僵硬，不过我认为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应变能力，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当然这首先是外界压力的结果，但也表明，它会根据外界环境的表现，改变某些政策和法律。即使在敏感的政治领域，也可能以政治经济化的方式做出某些调整，以回应外部世界。比如，中欧投资协定虽然已经搁浅，但这个协定本身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而且在劳工、环境和技术标准上有很高要求。CPTPP在投资和自由贸易的一系列条件上，更是黄金标准，中国现在申请加入CPTPP，要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批准，就必须先满足这些条件。这样就需要在某些敏感领域，如独立工会和强迫劳动的问题，做出让步和调整。就此而言，当中国的地缘政治极度恶化，开放倒逼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考量到这点，以及它在非政治性领域表现出的某种适应性，可以把习近平政权看作有某种弹性或调适能力而非完全僵化的极权政体，我称之为“回应式极权”，也即在非政治性领域，即便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它也会尽量去回应和满足民众的诉求和利益，只要这种诉求和利益在它看来是正当的，或者它们受到严重侵害，无论这种侵害是由政府的施政不当还是其他人施加的，在社会的舆论压力下，都会作出回应和一定的退让，以消解大众的不满。这在今年以来的一些事件，比如年初的铁链女，最近发生的唐山打人事件，以及上海抗疫对入户消杀做法的叫停都能看到，尽管这种回应同社会的期待还有落差，但总是试着去作出处理。经济领域及其政策的调整更常见。在这个意义上，习政权是在现在的科技条件和开放环境下，又遭遇外部围堵的中共以应对外界对它的变革要求而创造的人类尚未遇到的一种新式极权，可说是习和中共对人类极权历史的一大发明和“贡献”。

那么，习是如何创造他的极权统治术的呢？前面指出习建立独裁统治的一个出发点是他接受了胡锦涛的教训，要避免成为一个弱主，并改变中共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被动防守状态，为此，他采取了我称之为“两手出击，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手是对党或对官，一手对社会或对民，过去胡锦涛的两手都弱，现在习近平要硬，要主动出击。简单地说，在治党和治官方面，他做了四件事，（1）设置新的党内小组，实行小组治国，以党领政，强化中央集权，进而实现个人专权。（2）以党代政，全面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3）以加强政治建设的名义行个人效忠之实，打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4）大力度反腐，让官员恐惧。在治民方面，他的做法是全面压制民间社会，实行最严格的舆论管控，特别是对民间反对派实行高压。在经济方面，则大搞内循环，实行民退国进，建立新国企，倡导自力更生。上述措施多半是习主动所为，但有些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上，也是应对美国经济围堵和科技脱钩的被迫之举。

习20大还能连任吗  

认识习政权的性质后，回到他是否能连任的问题。如果习的极权统治发生在任何其他国家，恐怕早就被赶下台了，根本谈不上连任的问题。但中国的情况总是看上去与众不同。习用这套极权统治术，搞了近10年，其后果就是让中国处于美国和西方的包围与遏制中，空前孤立，尤其3年的疫情，事实上把中国封控起来了，不仅习自己不出国访问，也不准官员出国，并要求民众减少出国。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或者铁笼子。所以人们希望在20大上，中共内部的反对力量把习拉下马。现在2022年过去一半，这种可能性多大？

在我看来，习20大能否连任，取决于当下的三大难关在未来几月是否会强化以及习的处理手法，还有就是社会特别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能否真正做到团结并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三大难关是稳经济，稳台海，稳党内。疫情在上海解封后，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虽然5月中国经济稍有起色，但还是接近躺平。把经济稳住，下半年不跌得太难看，至少保全年增长3%，是习的最大挑战。

中国经济在上半年的瘫痪，疫情的回潮和上海的封控固是重要因素，但当局近几年对资本的敌视和打压平台企业、教培行业以及加强监管的做法，损害了资本权益，严重挫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背景。疫情不过是在这个伤口上再撒把盐。可习也清楚，他万万离不开经济，说得具体点，离不开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因为在中共意识形态不再对人民有感召力后，当局就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及普遍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改善让党得到了很多民众支持，虽如此，中国还远谈不上是富裕国家，有钱人的数量尽管很多，但穷人更多。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习倡导的共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做大蛋糕才能解决。

可是经济沉沦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已经显现，GDP一季度不达标，二季度会比一季度还低，各地财政普遍吃紧，公务员大幅降薪，失业潮涌现，尤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多，上海的投资和外贸4、5两月几乎腰斩，民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失去信心，对习政权的抱怨和不满也在网络快速发酵，并蔓延到线下，京津等多地大学生出现骚动情绪。未来几月民心会不会哗变，就看经济大盘能不能稳住。虽然当局4月底着手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对资本的强监管，可资本家信心的修复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他们尚不清楚这是否当局的权宜之计。

除经济难看外，中国的外部环境亦在继续恶化，未来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很可能加大对台湾议题的操作，诱使习失去定力，从而让中美的摊牌提前到来。目前美国国内形势对执政的民主党不利，若无意外，年底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大概率会失败，问题是只输众议院还是两院都输，这将使拜登政府提前跛脚，让他遭党内问责。拜登要争取2024年总统大选翻盘，甚至为确保中期选举民主党不输，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抗中是美国两党的主神牌，在台海事务上制造事端，共和党不能反对，只能跟着拜登走，从而凸显拜登和民主党捍卫美国利益的形象。而鉴于台湾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挑动北京当局的神经效果最好，同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

因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后两年，习在台湾问题上会遇到最严峻的考验。20大前他会将管控台湾问题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努力避免台海情形失控影响20大，除非极端情况发生，否则北京当局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把双方的对垒拖到20大后。然若拜登为救选举行情拿台湾冒险，习也只能以硬对硬，届时是否擦枪走火，或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对习都是挑战。

经济的萧条和美中台湾博弈加剧，加上疫情时不时捣乱，相互影响并强化，导致各自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放大，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中共党内引发对习的不满，使得各种反共和反习势力在目前这个时刻有某种程度合流的可能。对反共尤其反习势力而言，现阶段是倒习的难得时机，民意和大环境都不利习，因此必须在中共20大前，阻止他连任，这是留给他们的最后时间窗口。可在习看来，这是一股反对他的潜流，能否挫败这股潜流，扭转民意对他的不利评价，成了他的第三道关口。

过去10年，习的反腐、对政敌的政治清洗和对党的整肃，打碎或者至少搅动了党内旧的权力结构，一批旧权贵落马或靠边站，新权贵把持朝政，这虽然并未带来中共的进步，却使习在党内和精英阶层制造了许多对手乃至敌人。此外，习对维权群体、异议人士和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对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打压，也为他在党外制造了大量对手和敌人。这两股力量的主要目标是把习赶下台。尤其对习的党内政敌来说，习下台，他们可以掌控中共大权。但过去在当局严密监控下，党内反对力量难成气候，当然，部分原因也出在反对者自身道德形象差，难得民间响应；反习力量潜在水面下，无人敢公开打出反习旗号，更无一个有号召力的标识人物；以及反习者之间各怀鬼胎，彼此争权夺利。故只要习祭起党的大旗，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反习者乖乖就范，容易被各个击破。而民间的各种反习力量，更被当局打得无还手之力。

此种状况如果不被这波疫情搞得天怒人怨，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期，然而当局的清零政策尤其上海封城出现的乱象，将习去年较早控制疫情而建立起的权威葬送掉了，加之经济一落千丈，充分暴露出习的统治能力低下，以致原先支持他的一些小粉红现在也觉醒了。种种不满都指向习，让党内外的反习力量看到曙光，认为推翻习的机会就在眼前。虽然外界尚未见到有官员打出倒习旗号，可党内对习的不满已经浮出水面，社会则到此是干柴。海外反对派适时制造舆论，抬出李克强，襃李贬习，有意要造成两人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反习者清楚，要倒习就需在党内推举一个标杆人物，而李作为总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相对开明的形象，在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推李代习是最有可能得到全党和全社会共鸣的。

客观来说，眼下确是习的行情低迷之时，不过也要看到，尽管有经济的陷落、美国的战略挤压以及党内和社会的诸多不满，使习的权威受到很大损害，但他对中共的掌控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冲击，权力依然牢牢抓在手上。官方舆论一如致往地宣传他的英明领导，强力部门和军队没有显示任何异动，20大前频繁的人事调动还是在他的主导下，地方的党代会和诸侯照例对他谄媚和喊忠。党内的反对力量目前也看不出什么有效的反对手段。从海外一些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来看，全年保持3%以上的经济增速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拜登对中国的发难，从杨洁篪和苏利文的再会谈看，在中共20大前的可能性也不大，更有可能是在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但那是明年的事了。习不会在20大自动放权，极权领导人一般都恋权，面对内外压力负隅顽抗，未来几月中共党内会有一番争斗，但习20大连任不会有太大问题。民间和海外的换习舆情很可能只是一阵泡沫。

当然，这不表示习没有危机感，更不等于他可以胡来，当下他每走一步都会小心翼翼，避免踏雷区。习接下来的内外政策，我认为会以20大为界分两个阶段：20大前，以稳为主，经济求稳，社会维稳，外交忍稳，一切以20大的顺利召开为最高原则，他为此会要求当局在经济上会放松管控，加大刺激力度，让经济在下半年有个恢复性反弹；在外交上，尽量规避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重点经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保持周边环境的稳定。20大后，习要寻求突围，打破目前对中共和他本人的不利局面。内政上的突围将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将经济作为党的工作中心，一定程度休养生息，减少折腾；二是强化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攻势，宣称中共民主执政，中国是民主国家，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三是弱化反腐力度，让官员和衷共济，集中力量搞建设。外交上的突围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台湾问题上反守为攻，提出新的对台方略，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加强统一台湾的准备和部署；二是和俄罗斯深度结合，抗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进逼。

需要指出的是，党内反习势力成功阻止习20大连任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一个值得观测的指标。以上海这次疫情的失控造成的后果和恶劣影响言，尽管李强是习的亲信，也不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的政敌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反对李入常。这就看习如何评估。假如他认为党内反李就是反他，不会退让，将强行安排李入常；假如他认为不让李做常委能一定程度平息党内对其不满，则会牺牲李，让李做他抗疫决策失误的替罪羊。不过，不管李强如何安排，习很可能在20大拿出政治局的更多名额分配给其他派系，以达成党内权力的新平衡。

最后，借用刘欣慈小说《三体》的描述，我们要作好习的极权统治进入黑暗森林的心理准备。习至少还要统治中国5年。但是也不要太悲观，无论习在位上多久，就像前面说的，习之后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个习近平。好消息是，经过清零抗疫这么一折腾，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觉醒。当社会的不满达到一个临界点，人人都认为要改变政权时，那时变革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