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勃兴和突然衰落
（编辑说明：正如本文作者所言，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潮，曾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因各种原因，随中国的内战及中共建政，这种思潮最终衰败，未能产生具体的政治与经济上的成果。但对这样一种不仅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迄今在世界上依旧影响力不衰的思潮做进一步的探讨，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梳理现代中国的思潮演变，更好地探索未来中国的道路。为此，本网站发表此文。这是三篇相关系列文章之一，我们会陆续发表余下两篇，其中第三篇曾在“民主中国季刊”2024年第三集上刊载。尽管本网站的原则是只刊载首发文章，但为让读者对作者的思想，对该思潮的梳理有一个整体的了解，阅读时前后能有所参照，我们会再次刊发, 特此说明）。
本文所涉时段在1900到1949年，即清末的最后12年到民国38年，这正好是西学大量涌进并兴盛流行于中国的50年，社会主义思潮作为当时西方的显学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并非由于学理、学养、学术水平等“思想文化品质”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非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惨遭失败，而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则大获全胜！让我们来回顾并尝试解释一下这段历史。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文化光谱
一般来说，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位置的划分是纵向的、垂直的，整个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越往上层，其人均占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就越多，越往下层，其人均占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就越少，在这种由农业自然经济、等级专制制度和整体主义文化耦合而成的社会结构中，人的地位只有上下、贵贱、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之分。
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位置的划分是横向的、水平的，整个社会越来越趋于多中心和扁平化，经济、政治、文化成为三个横向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的领域，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元化相互激荡，个人有了自由选择和平等竞争的空间。当然还存在富与贫、强与弱的区别，但在自由和平等的竞争规则下，富与贫、强与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于是，根据所处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人们会从自己的位置出发，朝着前后左右作出不同方向的选择，大体上会出现以下四种经济政治思想取向：自由至上、不要平等叫做极右，崇尚自由、兼顾平等叫做中右，崇尚平等、兼顾自由叫做中左，平等至上、不要自由叫做极左。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在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大半传统小半现代的历史阶段，因此，纵向的、垂直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但横向的、水平的社会关系也已经出现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分析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了，在前所未有的西学东引的过程中，西学的不同思潮也在中国引起了相应的回响，或者说，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政治需要引进了西学中的不同思潮。于是便形成了从右到左、从很右到很左、从极右到极左的思想文化光谱。
1、国粹主义、复古守旧主义
这是一种最右边的、最保守的思想文化思潮，是一种坚持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晚年康有为、晚年严复、辜鸿铭和林纾。这几个人其实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但经过严肃反思后，他们终于作出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决断。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反而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孔教运动，并将尊孔读经与恢复帝制相结合。1913年，严复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在目睹了一战惨况后，他愈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1]。辜鸿铭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成熟而饱满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幼稚而浅薄的文明；中国人以儒学取代了宗教，给众生以安全感和永恒感；中国传统政体最为优秀，为世界诸国政体之典范。林纾也主张保存国粹、尊孔读经，但他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他更重视儒学所蕴藏的厚重的思想和道德底蕴。他对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主张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
2、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
在1929到1938年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被引进到中国，有关专著达六七十种之多，有关文章每年达数百篇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叫做周毓英，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蒂为用，换句话说，就是三民主义的内容加上法西斯蒂技术。”[2]他主张以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经济目标，政治上必须既反对自由和民主政治，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引进法西斯主义、恢复总理制和领袖独裁，来消灭赤祸即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33年几次对军官训练团和国民党干部的内部讲话中，也表露了建立法西斯主义个人独裁的野心。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和宣传机构，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宣扬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国一体、一党专政的新专制主义，这个新专制主义，是儒家伦理道德、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体。为了实现这种新专制主义，蒋介石培植了黄埔系（军事）、CC系（党务）以及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特务机构）等国民党极右派力量，作为组织上的保障。
3、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这是既反对国粹主义或正统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西化主义或全盘西化论，主张调和中西文化，建立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思想文化主张，主要代表流派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粹派，他们是以国粹激励种性、驱逐满清、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把提倡国粹比拟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杜亚泉等人一贯倡导中西调和论的东方文化派；梅光迪、吴宓等人的学衡派，崇尚“中正之眼光”、“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的态度，对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何炳松、王新命、陶希圣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派；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贺麟等人的新儒学派，主张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前提下，返本开新，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实现儒学的现代化以及与现代经济政治结构的对接。
从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中，产生出了一种儒学社会主义思想。早年的康有为就试图把儒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其《大同书》既来源于《春秋》“三世说”、《礼记》等传统典籍，也借鉴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新儒学之开山人物梁漱溟在研究了多种社会主义之后，更认同基尔特社会改良主义，他认为接受这种社会主义，是从西方态度转向中国态度、使社会主义合辙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径，后来他把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也叫做社会主义。牟宗三主张建立一种民主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他更认为唯有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融合，也唯有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才有其精神上的、理性上的根据，才能得到其最终的形上学证成[3]。
4、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早年严复最早倡导“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主义思想，他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密尔的《自由论》），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界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鲁迅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倡导一种尼采式、拜伦式的个人主义，即一种积极的、狂放的个人主义了。在新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度占有主导地位，后来才被社会主义思想超过，之后，陈独秀急剧左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鲁迅也左转为存在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思想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只有胡适还在坚扛自由主义的大旗，坚守自由主义的阵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7—19世纪流行于英法德的古典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得到过系统的介绍，而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流行的自由主义，是吸收了社会主义一些诉求的自由主义，史称社会自由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严复引进的密尔就是其始作俑者，格林、霍布豪斯、罗素、杜威就是其发扬光大者，而凯恩斯、罗斯福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改变了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新政自由主义，当时继续主张古典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等人完全被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引进的自由主义，自然就是这种带有一定社会主义成分的现代自由主义了，比如，严复把西方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政策，以救治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之偏。五四运动后自由主义的三大主将，也无不同情和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胡适说：“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4]傅斯年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含有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从而也给了自由主义一个新动向、新生命，事实证明，这个“新自由主义”有领导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资格。他还表示：“我平生之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希望英美能作出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5]萧公权进一步展开论述说：“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成了对立于现代的两大思潮，把人类分成两大壁垒……二十世纪的可能贡献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主义或政治运动，而是调和十八、九世纪的特殊贡献，使之成为一个集成合美、为人类造福的生活体系”；“我们应当努力尽量用共有、共营、共享的制度去满足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而用自主、自动、自择、自进的方法去达成个人生活的精神目的。‘大家有饭吃’和‘各人选路走’并行而不悖。一切经济生产分配的工作都依照社会的计划而进行，一切信仰思想言论的活动都依据个人的自决而表现……物质生活务求其同，精神生活不妨其异。管制物质，解放精神。大众同遂其生，个人各缮其性。这是自由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6]
5、国家主义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从中分化出共产党和青年党，青年党成为继国民党、共产党之后的第三大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曾琦、左舜生、李璜。青年党既反对三民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而主张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便是要全靠这个全民共同志愿，把中国建设起来，使各行省区域本自由意志，重新联合一国，成为一个不但形式上统一，而且精神上统一的国家。因此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统一乃是民意的统一，所主张的联合乃是民意的联治。而反对少数武力统一与多数军阀的联治。更明白说便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而反对独夫或一阶级的专制。”[7]在政治上，青年党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反对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以及后来的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制并建立一个彻底的、全民的宪政民主国家。在经济上，青年党采取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在运用国家资本和国家政策的力量迅速发展经济、增加财富的同时，保护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防止出现过度的贫富悬殊。中国国家主义既区别于共产党彻底废止私产，而主张以国家调控、指导、限制私人经济，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又区别于国民党的官僚买办权贵资本主义，而主张以国家力量保护劳工利益，带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因此主张同时保护劳资双方，另一方面，劳资双方也要自觉服从国家领导，促进国家强大。中国青年党在抗战和战后宪政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民主同盟和第三种力量中最大的党派。
6、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提倡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并以此建立互助、自治的和谐社会。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无政府主义流派，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影响最大。1906—1907年，吴稚晖等留法学生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并创办《新世纪》，与刘师培等留日学生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天义报》东西呼应，合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两派的出发点都是性善论和互助论，如吴稚晖说，“谈天下之大公大义则莫如无政府，强权家以为人心皆恶，故必有法律焉以为监督，稍讲进化者则以为人心有善有恶，故权利与义务有相抵触之价值，无政府党则认为人心皆善”；“一旦无政府之到来，私产制度自然一切废除，至于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乃为新世界上人与人相互之主义。”[8]刘师培则设想，未来的无政府社会，是一个无国界、无政府、无阶级的“均力”社会，人类将以自发组成的千人规模的 “小自由联合体”的方式生活。在他们的影响下，章太炎融合西方无政府主义、庄子齐物论、墨子兼爱说和佛教的空无说，创立了他称之为五无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以至无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蔡元培很早就接触无政府主义的互助主义、劳动主义、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他从互助和劳动这两个基本价值出发，喊出了“劳工神圣”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并赞成同情和支持工农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既不要政府又重视社会结合，因此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多为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和工团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仅影响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工读运动和新村运动，而且影响了劳工运动；不仅影响了早期国民党人，而且影响了早期共产党人。
7、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介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最先起源于19世纪末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后来扩展开来，成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宗旨和纲领，最后扩展到全世界，成为社会党国际这一世界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纲领，与共产国际形成鲜明的对立。
这一世界性社会主义思潮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仅在“思想文化”范围内而言，是任何其他思潮（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可以说超过了受其他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总和。除研究系、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这一脉的梁启超、江亢虎、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汤住心、梁秋水、胡世青、吴景超外，还有直接受过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斯基影响的一系列学者，如1910年代在美国听拉斯基讲课的有雷沛鸿、林毕、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蒋廷黻，1920年代受拉斯基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陈源、徐志摩、杭立武、王造时等，19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有程沧波、王赣愚、龚祥瑞、吴恩裕、邹文海、楼邦彦、储安平、王铁崖、樊德芬、费孝通、萧乾等，其中前5人直接师从拉斯基。马寅初、潘光旦、郑振铎、施复亮、陶孟和、王芸生、戴世光、徐毓枬等一大批各个领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曾一度进入过国民党政府的钱昌照、翁文灏、蒋廷黻、何廉、吴鼎昌、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杨振声、周炳琳、刘大中等英美派技术官僚，也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他们当中一些人离开政府后创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及其《新路》杂志，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其《初步主张》几乎是英国工党政纲的翻版。以罗蒙册、丁洪范、李维林、杨戎、司马怀冰、杨震羽、王任重、白坚石等为成员或其主要作者的“中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学会”与《主流》杂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费边社。此外，不少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儒家社会主义者、三民主义者，都与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有许多交叉和重叠之处。
8、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最初的表述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经过数十年奋斗，到1924年，为了号召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重新阐述了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反对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
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过显然不是苏俄式的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保留和限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孙中山至死都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在南京政府建立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当权派，逐步建立起代表地主军阀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极右翼政权，三民主义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遮羞布，比较忠实继承三民主义的是在野的国民党左派，这一派又分为右中左三个小派：一是偏右的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1932年蒋汪合流后瓦解；二是比较居中的邓演达等人创建的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是偏左的宋庆龄等人创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9、作为过渡阶段理论的新民主主义
从1939年底开始，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系统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形态，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它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其根本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它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其领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此可以说，它既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因素，也保存有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但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个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完整的实现。这个理论，除了埋下了“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共产党领导这匹特洛伊木马外，其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其实与三民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没过多久，这匹木马里的勇士们就冒出来，彻底颠覆了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等等“共同纲领”，而建立起国家所有制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大一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党专政。
10、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短暂过渡阶段的理论纲要，随后就要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
二、中国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折戟沉沙的原因
客观地比较，社会民主主义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在学历、文化水平、学术水平和思想水平上），都远远超出了共产党知识分子，而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对于各个学科领域、文化领域和思想文化流派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占有很大优势的。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在1948年初还生机勃勃，过了一两年就销声匿迹了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做一点解释：
1、表层原因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结局决定了思想文化的命运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全国人民要求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并建立宪政民主共和国的呼声很高，这给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和窗口。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各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共两党，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政党，并没有宪政民主思维和能力，反而是两个极端化的、抱持你死我活政治斗争逻辑的、追求绝对权力的的政治军事集团，它们不顾国际国内的反对打起了内战，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占领了大陆。夹在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就像泡沫一样被挤爆了，第三条路线或第三条道路成了泡影，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政治力量，要么归顺于国民党一方，要么归顺于共产党一方，要么自生自灭。当政治军事力量、当权力和暴力成了社会某一时期的决定因素的时候，思想文化要素自然就无能为力了。
2、中国社会还处在两头大中间小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是极端的思想政治力量占上风，而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时被淘汰出局的深层原因
秦以来的帝王专制社会，从人数分布而言，是金字塔结构，塔尖上只有一个人，他之下的每一层级人数逐渐增多，最底部是数量巨大的编户齐民。但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分布而言，这个社会结构其实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杠铃结构，人数很少的帝王、皇室、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大商人掌握了足以统治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人数巨大的编户齐民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总量也不小，但人均水平聊胜于无，而且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夹在这两头之间的中间阶层，如中小地主、比较富有的自耕农、中小商人，一直得不到自由的发展，根本不能成为打通两头同时又制约两头的中间力量。由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土地的兼并，开始时是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再后来是大量的佃农沦为流民和饥民，这些再也活不下去的失业农民就揭竿起义，对于一切处于他们之上的社会阶层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在人口减半乃至损失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一个新的帝王专制王朝又奇迹般地从一片废墟中产生了！这就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专制循环的历史。
1840年以后，随着中西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接，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以至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各种思想文化流派也像百花盛开一样，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部分所说的，由于中国社会在横向的、水平方向的展开，可以初步运用四分法对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了。本文从右到左梳理出来的10种思想文化流派，在历史上的确产生和存在了。
然而，照搬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四分法又是错误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了一二百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随后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两大阶级逐渐缩小差距并初步达成了力量的均势，除了在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极右势力一度占了上风，在更加后起的俄国，极左势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一般宪政民主国家，都达成了中右和中左力量的相对平衡，甚至实现了制度性的左右制衡和轮替，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宪政民主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了主流思潮，而极右思潮和极左思潮则被边缘化了，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向对方靠拢、渗透、转化的现象，以至古典自由主义升级为现代自由主义，即吸收了社会主义成分的社会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升级为社会民主主义，即吸收了自由主义成分的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还是一个大半传统小半现代的社会，纵向的、垂直的上下等级性划分还在死死地纠缠着横向的、水平的左右流动性划分，作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主体的资产阶级以及相对而立的工人阶级，都很弱小，也就是说，相对于官僚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而言，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的中间阶级，根本就不是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革所处的基本形势。上文提到的10种思想文化流派，除了前两种（国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与官僚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这一大头息息相关，后两种（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贫雇农阶级及部分工人这另一大头息息相关，其他6种流派（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全都维系在脆弱的“中间阶级”（民间资本家、小资产者、富农和中农、职员和部分工人）身上，而这个由各阶层消极构成的、分散无序的中间阶级，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缓和、弥合、制衡、消除由国民党所领导的经济政治军事集团与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经济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尽管这6种各自都包含了自由主义成分和社会民主主义成分的思想文化流派（前三派偏右，算是中右，后三派偏左，算是中左），由于具有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背景，由于预示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而对于其他4种或偏于极右或偏于极左的思想文化流派，具有学术上和道义上的双重优越性，尽管也曾经风生水起、光彩夺目，但终于因为缺乏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支撑，因为没有强大的社会阶级基础，而在残酷的内战声中灰飞烟灭了。
必须承认，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发扬光大并深刻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正如西方历史所证明的，自由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相辅相成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程度。
（王大卫为笔名，作者为中国某大学的教授）
[1] 参见《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668-692页。
[2]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上海，民族书局 1934 年版，96 页。
[3] 《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72页。
[4]《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5] 傅斯年: 《评英国大选》，《大公报》，重庆，1945 年 7 月 30 日。
[6] 萧公权：“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载《迹园文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184页。
[7] 李璜：释国家主义，载于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版第43页。
[8] 燃：《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第49号，19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