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覆亡和再度孕生
（编辑说明：此为作者讨论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的第二篇，两年前曾在中国民主季刊刊发过，为让读者对作者的思想的脉络以及文章讨论的思潮有一整体的了解，此次再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立场，特此说明）。
一、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最后冲刺和悲壮谢幕
1949年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其实只持续了4年之久，从1954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并且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到1956年就建立了清一色、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与之匹配的一党专政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民盟等民主党派所追求的混合所有制加多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就从根本上破灭了，在政治上，8个参政党自然就变成花瓶党了。不过，这不等于说所有民主人士心里就真正服气了。
1957年共产党开门整风、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开始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狐疑不定，经不起毛泽东亲自动员、其他中共领导人反复加温，大家的热情就被点燃了，热度也越来越高了。
一直以来，章伯均、罗隆基等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后来章伯均在作检讨时说：“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1]他认为，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政治上也应该有设计院，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罗隆基提出应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接受将来可能发生的新的申诉，地方人大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储安平认为，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天津民盟盟员黄心平说：“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2]
清华大学徐璋本教授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3]在6月6日章伯均召集的民盟会议上，费孝通发言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 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曾昭抡说，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章伯钧听了这些话，兴奋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章伯均提出，民主党派要大大地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监督作用。[4]
陈新桂进一步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张百生、黄振旅、王尊一等人认为三害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的新型的等级制。葛佩琦疾言厉色地指出：“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5]
客观地说，这些言论的确已经突破共产党的底线了，所以把他们打成右派，还真不是冤枉和错划，也不是扩大化。20年后共产党平反右派时，还留有96人，其中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是未予平反的5名中央级右派。他们都是民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骨子里头跟共产党不一条心，对这一点共产党还是看得很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他们在1957年的这次集体性表达，看成是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次英勇悲壮的冲击和抗争，一次挽救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的、虽败犹荣的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宪政民主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二、1957—1966年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艰难孕生
几乎就在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被反右运动一网打尽的同时，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就开始孕生了。所谓新的，是指1956年以后，中国已经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民国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年轻世代要在经济严控、政治高压和文化奴役的制度环境中，在接受大规模强制性洗脑教育以及缺乏基本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从他们的人性和个性内在需要出发，重新探索和追求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些人类普世价值。这个过程固然充满了幼稚、生涩、扭曲和错位，但也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草蛇灰线，令后人感叹不已、敬佩不已。
1、北京大学5.19民主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9日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之后学生刊物《广场》问世，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他们还宣称，5.19运动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是“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6]
陈爱文说，“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的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岑超南说：“我坚决要求下列民主措施：一是严格保证宪法的公民权利；二是人民对领导有绝对的实际的监督批评罢免权力；三是反对人事制度的神秘化，专横化，人事工作要受人民监督；四是除政府、军事及特殊部门外，一般不滥行保密，以免借保密而干坏事；五是反对新闻封锁，压制言论，扩大参考消息发行，民主墙经常化；六是干部政策要德才兼顾，反对党团特权化，反对‘盲从便是德’”。署名谈论的大字报指出出现新阶级的原因是：（1）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2）分配不合理，有不合劳动应得报酬者，多得部分可称剥削。（3）社会地位，从生活小事到政治权利的不平等。（4）对人民不信任，杀功臣。署名群学的大字报认为：“新阶级”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必须调整经济悬殊、社会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吸收劳动人民参加政权。周大觉的大字报写道：“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以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论证“新的特权阶级”产生的原因和危险性。[7]
应成旺提出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8]龙英华异常新鲜地提到要团结社会党，不要把社会党人推到资本主义那边去；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他主张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要制定新的选举法，直接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党可以争取多数，保证领导。[9]人大学生林希翎来北大演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10]
总的来说，195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学生民主运动，追求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特权、不平等和新阶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正如刘绩生所说的：“不少人，大脑里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公式：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似乎这些字眼天然地带有布尔乔亚的色彩。我们要问:‘人性’存在吗？‘民主’等等除去其‘阶级性’以外，还有没有全民性？”这就已经带有一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了。
2、地下刊物《星火》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悲壮探索
甘肃右派张春元、向承鉴等人于1960年油印的《星火》，在思想史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
第一，分析了导致农村灾难的原因。他们身处农村零距离观察到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其原因首先是国家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实现这种剥夺和控制的基本形式就是人民公社。[11]
第二，批判国家社会主义，追求民主社会主义。农村灾难和农民苦难的种种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中共建立和实行的、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国家集权即党的绝对领导；其次是在权力垄断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其三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其四是政治寡头的统治；其五是思想垄断。
他们宣布：“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12]。
3、顾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
50年代后期顾准就指出，1875年以后，随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的觉醒、文化的普及、民主政治和国家调节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野蛮统治已经过去了，同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以及绝对贫困化理论，以及后来列宁的国家是专政工具的理论，也过时了，因此对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就需要加以重新评估。[13]他认为，马恩在1848年所提出的具体纲领，只适合于野蛮化的资本主义阶段，等到这个阶段过去了，他们的理论在先进的国家没有实现，却在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并且带有绝对主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罗伯斯庇尔主义的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带有这些特征，“产业军与军事奴役现象暂时确实存在”，“绝对主义的统治，确实存在过。自由主义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圣经，对比下来，反而社会主义是独断、黑暗的了。”[14]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迫使顾准思考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并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史前期，就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圈地和羊吃人运动，就是一种糊口经济，但发展经济的野蛮方式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15]
怎样走向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呢？关键在于能不能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体制有所吸取。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也应具有自我纠正与调节功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能在对方的压力下，成功地进行自我纠正与调节，包括向对方吸取，谁就能取得胜利；“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16]
在顾准生命的最后5年，还在探讨实现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关键是要以一场经济核算运动对50年代搬进来的那套苏联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论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社会主义必须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是根本错误的，资本只能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17]在顾准心目中，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吸收了、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4、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
大约比《星火》案时间晚一两年，四川也破获了一起类似的反革命案件：1962年在四川省公安厅筑路劳动支队和永川新胜劳教农场里，有一个“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劳教农场里仍然在思考“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了《坚持民主新民主主义论》，一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论》，并和同为右派的一些朋友一起讨论，认为中国不应该走苏联的路，而应该走南斯拉夫道路，具体要求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军队国家化；实行民主统一制，反对民主集中的独裁制；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开放市场经济等。[18]
三、文革时期社会和制度批判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文革研究者印红标把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流派，分为时政和政策批判派、自由主义者、社会和制度批判派。根据本文主题，下面只介绍第三个流派。
1、遇罗克的《出身论》
1966年下半年，遇罗克写下《出身论》，第二年1月发表于《中学生文革报》。遇罗克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反动，基本如此”的反动对联，提出了他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青年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一律享有平等权利。遇罗克不仅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而且揭露文革前的歧视政策，称其为在制造新的种姓制度。
《出身论》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它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这是“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与目标，就是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粉碎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在文革中较早提出“特权阶层”问题，是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中关于特权阶层问题思考的一个延续。[19]尽管毛泽东在1965年就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文革一开始，他就不再提及这个概念，而只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从执行什么路线，以“跟谁走”为标准来确定革命对象的。这样，毛泽东也就为文化大革命设计了一个“牢笼”，只准涉及“路线”问题，不准触及“体制”、“阶层”、“阶级”问题。现在，遇罗克如此鲜明地要求解决“特权阶层”、“新的种性制度”问题，就冲破了这个牢笼，挑战了毛泽东本人的统治基础，这是他绝对不会允许的。[20]
2、激进造反派红卫兵的“新思潮”
乔兼武、杜文革、李文博、伊林·涤西、华新民等人在1967年初率先提出一种可称之为“新思潮”的激进思想，他们在激烈抨击“官僚特权”的同时，探讨其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根源，呼吁以人民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制度变革和社会革命，建立没有官僚统治的理想社会。这与当时一般造反派热衷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情况很不相同。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了引起极大争议的“财产与权力再分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出身论》所提出的特权阶层问题思考的一个深入。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层问题的认识有两个重要理论突破：一是尖锐地揭示了特权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和财产的私有化”；二是把对形成特权阶层的原因的探讨，从思想意识的层面，深入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分配的层面，暗含了“权力向资本转化”的思想萌芽。[21]
湖南“省无联”派及其核心成员杨曦光等人发表《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文，对北京学生发起的“新思潮”做了进一步的、更为彻底的阐述：“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鋭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武汉“北决扬”、山东渤海战团等激进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受到湖南“省无联”的直接影响。这个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新思潮”，是被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某些制度批评和制度变革的论述激发起来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非常激进的解释，也是对1957年“右派”学生（实则是民主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挑战了1949年以来基本制度的合理性，而且违背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和具体部署，因而被中央宣布为“极左思潮”，受到镇压。[22]
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废墟中的思考
一个被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知青，叫做卢叔宁，幸运地留下了他在1967-1973年的日记，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1）重新发现群众、人民，反对个人崇拜、愚弄人民、运动群众。现实中的人民，处于政治上没有权利、物质与精神极度贫困的状态中。极左派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人民，是一种新的奴隶主义，他们假公济私、拉大旗作虎皮，以革命的旗帜、革命的口号全面彻底地扼杀了革命，以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招牌，将人民置于无权利、无自由的受压制的奴隶地位上。[23]
（2）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人民当家做主，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领导、组织机构和路线，都是为了达到维护和保障特权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是有主无民，即只有主人的自由而无人民的权力，脱离了义务的权力成了特权，失去了权力的义务成了奴役，这是“一小撮特权分子借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民主的专制”。[24]
（3）主张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首先要进行经济上的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而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农业和农村；其次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部人民民主宪法来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权利，这个宪法应当是由下而上制定出来的，应当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宪法应当成为全中国每个公民的‘约法’，应当具有完全的法力和约束力”；第三是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25]
（4）真启蒙和假启蒙的区别。启蒙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只有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和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与他人的医治者，使他们明瞭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就同时是创造者、疗救者和创造物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启蒙。[26]
1972年的“理论通讯事件”，涉及四位21岁的上山下乡知青或青年工人。他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存在的不仅仅是具有特权的阶层，而是一个阶级，一个具有自己独特财产占有方式的、独特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与其他社会的统治阶级相区别的“新阶级”或“干部阶级”，而产生这个阶级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本身，因为现行的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所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是属于国家的，而掌握国家的人就掌握了生产资料；与此同时，现在的工业劳动，丝毫也没有超出雇佣劳动的范围，是国家雇佣制，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和压榨的地位，一般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了。[27]
4、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1974年11月10日，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出现在广州街头。其主要观点如下：
（1）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对特权阶层的没有成功的革命。中国出现了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个阶层的形成过程分两个阶段：文革以前，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一些党、国家和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时，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夏季前后，林彪又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统治，一个新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统治。在推翻了刘少奇等走资派所代表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后，又出现了林彪或者别的派别来代表党的一元化领导，至于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则仍然没有得到实现。
（2）林彪体系在文革达到极点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他们提出要法制不要礼制，要将人民的民主要求法制化，要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权利，要允许反对派，包括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存在，要取消政治犯和言论罪；限制特权；保证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与对官员的监督权和撤换权；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落实政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反对对人民思想自由的剥夺和思想控制。[28]
5、赵尔晋的《特权论》
1974—1976年初，云南青年陈尔晋写了12万字的《特权论》，定稿时改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印红标认为，这是一部文革民间思想中“最后的，也是最具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制度批判”著作。[29]其要点如下：
（1）中国社会形态是“处于叉路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新型的剥削制度”：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集体垄断，共同占有；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个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起来；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相结合；劳动者沦为无条件绝对服从物，一切听从特权人物的摆布；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
（2）新型剥削制度的核心概念是“特权资本”，就是特权转化成了资本，特权具有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和功能。特权资本主要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党的神化来实现的。代替地主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阶级这种旧的阶级对立的是特权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新的阶级对立。
（3）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只是针对这个弊病的表象，而没有针对弊病的根源；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真正原因”。因此，文革所实际建立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新形态的专制社会：“在阶级斗争旗号下，用昨天的资产阶级剥削来掩盖今天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压榨”；“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号召下，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专政无产阶级”。
（4）陈尔晋为中国未来设计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首先，在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宪法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实现共产党的两党制；第三，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第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统治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30]
四、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空想性和珍贵性
49年以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很快被消灭了，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被人为封禁、销毁、截断和隔离了，因此，对于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除了民国时代的遗老遗少比较熟悉外，新一代在红旗下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很陌生的。
然而，新一代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又是发自于人性的和不可彻底根绝的，于是他们只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密不透风的环境中，寻找一切可以为他们的自由平等要求提供支持的，可以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奴役、等级、剥削、压迫、专制、邪恶现象的思想文化资源，毫无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中含有的却被统治阶级刻意遮蔽和扭曲的自由、平等思想成分；其次是利用毛泽东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批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特权阶级、新的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第三是从苏共和中共所批判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那里、从“正面教材”中所包含的“反面内容”那里吸取思想资源；第四是一些官方为了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出版的“仅供内部批判用”的黄皮书和灰皮书，流落到了民间，被处于思想和知识饥渴状态的青年人疯狂传阅。
这样一种产生路径，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是产生于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公民权利和议会民主资源内在地生长起来，因为，它不可能是一种彻底废止资本主义、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相互竞争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构成因素。然而，中国先进分子却只能在一个大一统的党国社会主义环境中追求“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把现行的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理想的真社会主义，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穷尽自己的智力所能想到的，一是通过实现巴黎公社原则把宏观统治全社会的党和国家民主化，二是在微观层面实行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他们已经从否定的角度认识到，官僚阶级、特权阶级的统治正是在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但他们还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地取代它。他们的批判还停留在道德谴责的水平，而不能产生出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制度构想。欧洲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在中国产生，因而，从1957年开始出现的异端社会主义思想，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束缚。
2、未来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珍贵的原创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萌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以极其惨重的代价和牺牲摸索出来的、带有原生和原创性质的思想，因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又是极其珍贵的。这些先驱当中一些最有智慧的人，已经深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腹地了。顾准有两个突出的贡献，一是最先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核算和价值规律，堪称毛泽东时代倡导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已经明确提出，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必须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就必须吸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变革的基础上，顾准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两党制的想法，也就是说，主张不同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可以就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展开公开的政治竞争。周居正提出了把土地还给农民、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实行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开放市场经济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主张。陈尔晋提出了宪法至上、无产阶级两党制、国家计划经济与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的结合、三权分立、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孕育生长出来的思想瑰宝，对后代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
（王大卫为笔名，作者为中国某大学的教授）
注释
[1] 1957年7 月 4 日《人民日报》。
[2] 1957年5月27日《天津日报》。
[3] 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4] 1957年6月24日《北京日报》。
[5]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6] 牛汉、邓久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21页。
[7] 同上书，第166—170页。
[8] 同上书，第237—248页。
[9] 同上书，第131、132、133页。
[10] 同上书，第151—154页。
[11] 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137页。
[12] 同上书，第40—141页。
[13] 顾准：《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3、75页。
[14] 同上书，第101、102页。
[15] 同上书，第149、196、216、218、261-262页。
[16] 顾准：《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330页。
[17] 顾准：《顾准笔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8页、579页。
[18] 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65页。
[19] 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276页。
[20] 同上书，第299-300页。
[21] 同上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278页。
[22]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9版，第85、90页。
[23] 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9、102-104、186-188、276、286页。
[24] 同上书，第201、204、285-286页。
[25] 同上书，第215、175、289 、292 、286、205页。
[26] 同上书，第280-281页。
[27]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9版，第312-313页。
[28] 参见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77-787页。
[29]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30] 参见钱理群：《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6-817页。